序二：一次酸甜苦辣的心灵旅游
董大中
拜读孙涛兄大著《虔诚的疯狂》，是一次酸甜苦辣的心灵旅游。那一段历史不堪回首，却又应该经常回首，经常反思，这才能够避免。问题的要害在于个别人的权力过于强大，他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权力，不受任何制约。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在对知识分子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时，曾经提出一个哲学命题让大家讨论，是历史创造英雄还是英雄创造历史。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当然应该是历史创造英雄而不是相反，事实上，在中国，从五帝开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英雄在创造历史，在改变着、设计着、玩弄着历史应走的道路，而不是听命于客观。尧帝让贤，被传为佳话，但是，假如尧帝选择的接班人不是舜，而是一个表面君子、实为小人的人，那么，中国的历史就可能出现另一条途径。美国从开国起，就由全体居民选择自己的“治人者”。试比较两种办法，其结果昭然若揭。秦始皇统一六国，当然可以归结到中国历史的发展到了实现统一的时候，总会出现这么一个人物，但如果出现的统一者是另一种性格的人物，秦始皇后期又不是赵高专权，秦朝会二世而亡吗？制度，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性一直没有为中国人所认识。中国历史上没有真正的制度，制度就是“天子”的旨意，“天子”想怎么干，他的想法，他的做法，就成了制度。欧洲却不是这样。那里也有黑暗，有中世纪，有僭主统治，有残酷的宫廷斗争，但早在两千五百年前，那里的哲人们，从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就在研究、就在思考什么样的制度比较合理，比较能够体现平等。欧洲的僭主统治是被当作最专制的一种，但在中国封建君主们面前，欧洲最不好的僭主，权力也小得多。什么是中国特色？在社会制度上说，中国特色就是权力不受限制，爱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近２０年来我在文化哲学上用的功夫比较多一些，写了一本书，指出一个社会的发展制度文化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必须把它放在最最重要的地位。
大著所观照、所书写的那个年代，在中国历史上，不是特例，但在世界进入工业资本主义以来，却是罕见的，对我们亲历者说，更是刻骨铭心的。越是荒唐的岁月越不应该忘记，它有许多教训值得记取，有许多经验需要总结。由于过去许多年历次运动都是知识分子遭殃，现在的知识分子都已忘记了自己的神圣职责，变得短视、功利，只知蝇营狗苟，而不敢在有关人生道路上，在社会发展上，在国家制度上多思多想。有的人只会图解。有的自称看门狗。接到大著时，我眼睛一亮。我的第一个想法，是终于看到有心人了。２０多年前，我开始光顾文物市场。我最先搜集的，是“文革”传单。我曾有过一个想法，到年纪再大一点时，把那些东西拿出来，唤起回忆，或者可以写个“亲历记”之类的东西，算是不辜负自己的时代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历史职责。看到大著，我真的感到佩服，感到兴奋。老兄走在前边了。
大著以一个人的遭遇为主线，把一个地区的“文革”全景摄入笔底，有广阔的背景，有清晰的线索，有前后一贯、始终如一的描写中心，点面结合，内外勾连，是一部具有史诗价值的纪实文学作品。刘灏，那是山西“文革”的风云人物，从保袁振起家，中间经过站来站去“站队”的考验，最后被关进了监牢。人生如梦，刘灏就有如梦的人生，经过“文革”的人几乎都有如梦的人生。幸耶，不幸？在那个时代，所有的人，无论“造反派”还是“保皇派”，无论“拥军派”还是“反军派”，大家都是虔诚地拥护那具有四个伟大的神主，同一个目的却分成势不两立的不同组别的两大阵营，又合纵连横，所有的人被煮在一个锅里，搅来搅去，真正成了一锅稀粥，分不出你我。大著让我们回到了过去，看到了丑陋的自我。人是渺小的，自我丑陋不要紧，重要的在于时代太丑陋了，回顾历史，如何抛弃那个丑陋的时代，才是今天人们应有的清醒。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４日
（董大中先生系中国赵树理研究会会长，山西省作家协会顾问，国家一级作家，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出版《赵树理评传》等１０余部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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