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审视“文革”的厚重之作＿＿刘建武

孙涛先生的《虔诚与疯狂》是一部沉甸甸的大书。它，近60万字，上下两册，660余页，厚厚的，重重的，确实厚重。但更重要的，是这厚重，不是表象的，而是内在的，因为它直面的是人们通常简称为“文革”的文化大革命。

“文革”长达十年，是空前的浩劫，是国家的大悲剧，是国民的大灾难,对此,已有定论, 但不知何故，在谈及它时，却又多有顾忌，有关它的著作和文章，也往往难以面世。面对这样的情势，孙涛先生作为一个已有一定名望的作家，却无视名利，迎难而上，以历史的视野，人性的高度，大义以担当，郑重以对之，“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鸿篇巨制，对“文革” 审视：回顾，展示，挖掘和追问。

他坦言，“这是一次很艰难的写作”。早在1986年，他即开始作社会调查，多少个严寒酷暑，一直坚持不懈，遍访“文革”的当事人、亲历者，面对面地了解他们的人生轨迹和思想历程，再辅以翻阅大量的有关资料，孜孜不倦，直到２０１４年，才交付排印。其间，为准确无误，真实地再现历史，不出谬误，每出一稿，他均虚怀若谷，以打印件的形式，广泛征求意见，请予批评指正。前前后后，呕心沥血，八易其稿。人说“十年磨一剑”，《虔诚与疯狂》，费时之多，用力之勤，功夫之深，直是“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虔诚与疯狂》纪实山西太原“文革”的人和事，展示了“文革”残酷、恐怖、血腥、无法无天的全过程。虽然素材基本取自山西太原，但由这一缩影，通过解剖麻雀，尽可以由点及面，展现全国当时的总体情势，不失其重要的史料意义和价值。

孙涛先生为什么要不避艰难纪实“文革”， 他说，这是为了与“大家一道寻找历史，记忆历史，反省历史”。用心良苦，意旨大矣。

有人说，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如何才能摆脱这一命运？重要的是以董狐之笔，给出历史的真实。那么，“文革”的真实是什么？孙涛先生以“虔诚与疯狂”对之作了概括：虔诚的精神状态，疯狂的行为举止。

“文革”何以能够发生？孙涛先生指出：“虔诚迷信，都是在封闭的社会环境中，失去独立思考的一种盲从。”“文革”是对虔诚所致盲从的利用。虔诚是造成“文革”的精神基础，而这个基础，追根溯源，是从1956年即已开始打造的，随后，“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一步一步，终于捧出了一个“句句是真理”的至高无上神，对之，人们只可迷信，顶礼膜拜，跟着“挥手”而“前进”。 虔诚促进着个体乃至集体的无意识，深陷迷信的盲从，体制如此，各级官员如此，得宠一时的红卫兵如此，全国的老百姓也如此。

个人迷信盛，独立思考的权力必被有形无形地剥夺。个人迷信走向极端，必是健全理智丧失后的虔诚，反过来，虔诚又会加热发酵个人迷信的狂热，变为一股盲动的力量，造就铺天盖地，无所顾忌的疯狂。于是，如孙涛先生所说：“虔诚搅动着疯狂，国人在神的驱使下，继续着领袖指引的‘文革’”，一至长达十年。而我们要说，疯狂的始作俑者，归根到底，是“文革”的发动者。因不放心，疑神疑鬼，想出一个莫须有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从而借“文革”之名， 清洗假想敌，这本身，实即大疯狂之举。而“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故尔 “文革”先天性地患有疯狂症，上下相因袭，疯狂也就是 “文革”的必须与必然。可悲的是，尽管“文革”是一场愚民运动，人们不过是工具和玩具而已，但却昏昏噩噩，乐此不疲。于是如孙涛先生所说: “正是这场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人的人格得到了充分的扭曲”。

“文革”的代价是惨重的，“文革”的历史是惨痛的。孙涛先生以沉重沉痛的赤子之心纪实“文革”，正是出于一个作家的良心和担当。对“文革”的深加审视和追问，如他所言： “重要的，首先是不要忘记，敢于反思，如此，才能从历史中找出各种教训来。”

他写道：“反映救星思想的《东方红》，在‘文革’中可以超越《国际歌》，正映证在中国共产党内和国人内心深处，那种难以摆脱的皇权意识。”浓厚的个人崇拜政治氛围，造就出了高坐于神坛的神，口含天宪，惟我是法，并使之可以娴熟地、得心应手地利用虔诚，肆无忌惮，放出疯狂的“文革”怪兽祸国殃民。

其深刻和教训是，“如皇帝般的领袖终身制，必然不要宪法，不要民主，不要监督。”“不要民主和监督，必然会形成专制。”由是，“宪法形同虚设，全国人大的任免权形同虚设，全国政协的参政议政权更是一句废话。”

教训惨痛，需要并且必须记取。但现实如何？多的却是淡忘甚至遗忘。何申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受聘一所大学当客座教授，与学生说及“文革”，学生听来 ，“更像是春秋战国的事”。孙涛先生与夫人林利利去山西乔家大院，与导游女孩说起“文革”，对方“摇摇头，显出一脸雾水”，反问“‘文革’？什么‘文革’？”难道国人真就是鲁迅所说的那种健忘症患者吗？而这也表明，巴金老“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建议是何等重要何等地有先见之明。

巴金老说：“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又语重心长地说：“惟有不忘‘过去’，才能做‘未来’的主人。”这让我想，《虔诚与疯狂》正是建立有形或无形“文革”博物馆所需的“砖瓦”。过来人看，现在人看，后来人看，作为读物，作为资料，作为文献，以回顾、思索、检讨、了解、检索、记忆、反思、研究等等。一句话，《虔诚与疯狂》，功德无量。

读《虔诚与疯狂》有感

李海青

金光万丈史无前，

神州混沌尽狂癫。

文攻诛心缘何故？

武斗淌血为哪般！

伦理纲常变粪土，

师道亲情化尘烟。

休信黎庶长蒙昧，

自有董笔在民间。

（作者按：晋国史官董狐因秉笔直书史实而流芳百世。文天祥《正气歌》中有“在晋董狐笔”句。）

（博主按：李海青先生系原太原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太原市老作家协会副主席。其农村题材小说广受文坛赞誉、读者欢迎。）

                                               改革是文革的扬弃

        孙涛老师把他的关于“文革” 纪实文学的力作《虔诚与疯狂》送给原临汾地区体改办苏勤义主任，由于我也曾在体改办工作过，所以，他看完后又让我看。我对该书本身提不出什么有价值的意见，但本书前后的二十二篇评论文章却引起我的注意。因为，我也原是一个山区小县造反派的“司令” ，也算过来人。而且，我也正在写《回忆录》。所以，觉得有话要说，不吐不快。

          一 ：“文革” 到底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

首先要说的是，这二十二篇评论文章以候光天老师和王宪斌老师为首的一派是《决议》的“凡是派” ，即认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正因为如此，所以，结论就是：“历史老人绝不会将这些群众组织和他的派性领袖刻入推动历史文明进程的功德碑，而是将他们扫进了历史的垃圾箱” ，所以，“文革” 的发动者就是“骗子”，造反派就是“疯子”， 广大人民群众就是“傻子”。与此相反，薄子涛老师和董大中老师等则是“怀疑派” ，即认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 的结论并不全面。里边有意隐瞒了许多不该隐瞒的、实质性的东西，比如，制度性问题和当时社会中存在的尖锐的官民矛盾问题等等。我认为，如果《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再能多加几句话，如说：“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利用从苏联照搬过来的错误体制，而导致当时中国社会已经积累起来的尖锐的官民矛盾而发动起来的，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这样，这个《决议》就是完全正确的了。然而，当时的第二代领袖人物邓小平并没有这样写，当然并不是他认识不到这个问题，而是他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因为，一旦承认这个事实，那么，造反派就确实“造反有理” 了。而把造反派“扫进历史的垃圾箱”，这是邓小平的既定目标。可是，这样做的结果是他否定毛泽东路线，否定人民公社和一大二公及统购统销式计划经济等旧体制的改革开放本身遇到了师出无名的问题。由此，才能形成后三十年邓小平跛足改革的局面。所以，我作为中国民主建国会的会员，已经写成《建言献策》，建议党中央在适当的时候，应当重新作出一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充分认识文革前从前苏联搬来的、被斯大林肆意集权化了的旧体制，对中国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所形成的尖锐的官民矛盾。毛泽东只是利用了这一矛盾才发动起的文化大革命，而并不是一个“骗子”就能把全国的“疯子” 和“傻子” 都能煽动起来的。况且，将全中国人民都看成是“疯子” 和“傻子”， 试问：王宪斌老师的历史唯物观到那里去了？我的理解，薄子涛老师所说侯光天老师和王宪斌老师们的所谓新的“凡是”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而言的。正如沈磊老师所言：“实际上直到今天，全社会对文革的深刻危害；形成根源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深层次问题，从理论到实际都缺乏全面的揭露与批判，而文革在揭露封建专制黑暗上，恰恰能够为这项工作提供充分证据和条件” 。由此也可以说明，对待当代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个人物毛泽东和邓小平，都不能“凡是” 。我历来不认为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所谓“三七开” 或者倒“三七开” 是正确的。我认为，他们两人的历史功过都是“五五开” ，即都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也都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二 ：应当如何评价“三结合” 前的“大方向” 与“好文章”

      再说说王宪斌老师对山西人民当年所总结的所谓“大方向” 与“好文章”需 要打引号，亦即不能正面看的问题。我认为，对这一问题，要分清“三结合”前与“三结合” 后，或说，“三结合” 前的所谓“大方向” 与“好文章” 确实是正确的，是不需要打引号的，而“三结合” 后的所谓“大方向   ” 与“好文章” 确实是错误的，是需要打引号的。我说的不仅仅是兵团的大方向，而是全国各地造反派当时的大方向，同样，我说的“好文章”， 也不仅仅是红联站的好文章，而是全国各地造反派当时的好文章。这就是说，我认为，“三结合”前的造反派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从而，他们的文章（大字报）也是好文章。反之，“三结合” 后的所谓“大方向” 与“好文章” 就不存在了，就确实要打引号了。因为，从造反派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的“四大自由”为武器，将矛头对准当权派，一直发展到夺权，应当说，造反派的这些行为不仅仅是根据党中央与毛泽东主席的号召起来造当权派的反，夺当权派的权。而是根据“天赋人权” 和自由、平等的普世价值来造当权派的反，夺当权派权的。是一种真正为自己、为人民求平等，求自由，求翻身解放的真诚诉求。当时，同是响应党中央与毛泽东主席的号召，为什么差不多每个地区，每个单位都能分成造反派与保皇派？就是因为，被当时的当权派利用的积极分子与亲信，包括一部分党、团员，他们号称“红五类” ，可以为所欲为，当兵、入团、入党、提干，什么好处都是他们的，与其相反，被他们称为“黑五类”者  ，什么好处都沾不上，只有死受苦，受死苦，任人欺凌、摆布和挨饿。文化革命一起，以“红五类” 为核心的人们成了保皇派，以长期受压、被排挤的一般平民百姓成为造反派。保皇派的斗争方向是“破四旧” ，把矛头对准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开始了毁灭文明的所谓“造反”行动。而与其相反，造反派则紧紧抓住当权派这个大方向不放，从贴大字报到开批斗会，一直到夺他们手里的“党、政、财、文” 各种大权。这个方向并没有错，包括山西的兵团，刘灏虽然是出于对同学父亲的同情，但根子上还是认为袁振的问题是揭开省委盖子的症结。认为袁振在华北会议上站出来反省委是正确的。如果不是袁振反过省委，刘灏也不会保袁振。正因为兵团始终把矛头对准旧省委，所以说，“三结合” 前兵团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是不需要打引号的。同样，“三结合” 前红联站的文章也始终是把矛头对准当权派的，所以，也是好文章，是不需要打引号的。

        正如郑钊老师的文章中说的：“文革” 中，各个群众组织“最初的分野是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的。”如果不是这样认识问题，那么，就“减弱了文革的历史沉重感，极易使后人认为文革是莫名其妙的闹剧” 。我完全同意郑钊老师的看法。因为“三结合” 前的造反派，对自己真诚，对人民真诚，对领袖真诚。而“三结合” 后的造反派，对社会疯狂，对法治也疯狂。

        三 ：改革既是对文革的纠正，也是对文革的继续

        我提出改革是文革的扬弃，即既是对文革的纠正，又是对文革的继续的命题，必然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因为，在一些人的现有认识中，对“文革”只能说全盘否定，而不允许说继续。我说：在经济体制上，改革是“文革”的纠正，但在政治体制上则是改革对“文革”的继续。这里我们作一个假设：如果在１９６７年的一月风暴夺权后，不是实行由军队和领导干部及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实行“三结合”，而是由军队出面主持实行人民群众和领导干部自下而上的、公开的直接选举制。候选人既可以是原来的领导干部，当然，也可以是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但军人不能参与竞选。如果谁以武力相威胁，破坏选举，那么，军队就可以干涉，军人在候选人中只起中间作用，维持选举秩序的作用，一旦选举成功，军队即行退出。如果真是那样，文化革命就胜利了、成功了。事实上，北京的一些大中专学校已经开始试行“巴黎公社” 式的民主选举。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本人不具备现代理念，只有帝王意识，视民主选举为“修正主义” ，所以，与自己发动文化革命的大民主道路相反，实行了“三结合”， 实际上是“三撮合” 。 一开始是全国自上而下的军人掌权，张日清的省军区和各地的军分区及县武装部的领导人就是这样在山西登台的。林彪事件之后，军队逐渐退出政治舞台，“三结合” 中只丢下了“两结合”。 在这“两结合” 中，没有官场经验的造反派那里是老谋深算的领导干部的对手，通过“上山下乡”和“一打三反” 及“揭、批、清”、 划“三种人” 等运动，三下五除二地就把造反派彻底打垮了。造反派失败了，文化革命也就失败了。由此可见，没有法制的民主是假民主，使民主成为水中月，镜中花，最终结果是历史在空转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原点。除过一些人，如刘少奇、彭德怀、卫恒、李成义、孟玲玲等以生命为代价外，邓小平、王谦等人又重新执掌了中国的大权。当然，经过文化大革命，他们也逐步认识到从苏式旧的经济体制中形成的所谓人民公社、统购统销体制必须改革，所以，经过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经济体制有所松动，但形成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体制依然如故，甚至更趋强化。我敢说，现在由于体制性腐败所造成的社会裂痕比文化大革命前要大几十倍，官民矛盾的尖锐程度要比文化大革命前大几十倍。同样，现在发动文化革命不是不可能，而是只要中央领导一声令下，全国人民立即起来造反，几乎所有的政府官员，都能被长期受行政审批刁难、贪腐引起巨大的两级分化、強征强拆引起的民不聊生的愤怒的底层民众开了“石头会” 。我敢说：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打虎灭蝇” 行动不可能成功，不抛弃从苏联搬来的政治体制，吏治腐败的局面不可能彻底扭转。同样，不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精兵简政，机构改革是一句空话，不实行民主，人民当家作主也是一句空话。直至现在，党政机构重叠，人浮于事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官权民授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落实。以教育战线为例，中央一直强调简政放权，削减行政审批，但教育部反其道而行之，实行学籍制，一个小学生转学，要放人的学校同意并盖章，要接受人的学校同意并盖章，要放人的乡镇教办同意并盖章，要接受人的乡镇教办同意并盖章，要接受人的县、区教育局同意并盖章，要放人的县、区教育局同意并盖章，要接受人的市教育局同意并盖章，要放人的市教育局同意并盖章，要接受人的省教育厅同意并盖章，要放人的省教育厅同意并盖章。如此盖几十个章的学籍管理制，教育部长你到底还让不让家长活？教育部２０１５年的改革竟是将原来省级高考，变成全国一张卷子的全国统考。可见，教育部的所谓“改革” ，全部都是在倒退。新闻出版局削减行政审批了这么多年，只取消了一项，即期刊杂志的增刋不再审批。可见，落实《宪法》规定的公民选举权与言论、出版自由权，还远在天边。所以说，大部委制改革才是当前最紧要的改革。不实行大部委制，改革深入无望。形成“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原因就在这些省、部级领导身上。我认为，“文革”时期党、政合署办公的体制就很好。当然，公、检、法应当独立出去，这是文化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

        如果说，孙中山的百年梦：“民族、民生、民权” 的“三民主义” 中的民族、民生问题已基本解决，那么，民权问题还基本等于零。无论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参杂了多少私欲，但他能让全国人民奋不顾身地投身这场运动，这一点我们必须继承与发扬，否则，改革依然会失败。

       《虔诚与疯狂》一书是一部十分成功的作品，是一部能夠传世的好书。

（作者为山西临汾市汾东路双语学校教师）

李海清文章：读孙涛先生《虔诚与疯狂》想到的

细细捧读了孙涛兄的《虔诚与疯狂》，我祝贺孙兄说：“尽管你著作等身，但，只要有这么一部，就没有白当了作家。”

作为“文革”的亲历者，孙兄的大作也让我翻腾起了往事。

一、学校乱了

1966年“文革”爆发之时，我正在太原二中读初中三年级，学校一夜之间就乱了起来。

太原二中的校址在晋源镇，占用着古太原县城的文庙。“文革”开始，大成殿前后左右的外墙上贴满了大字报，学生食堂的大饭厅里横着扯了许多绳子（也许是铁丝）也挂满了大字报，都是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村”黑店的。没几天，“大革命”就深入到本校了，首先被揪出来的“走资派”是校党委书记、副校长赵守信（职务也许有出入，反正是校主要领导），好多次挂牌子批斗，还有校团委书记丁向离老师等等。丁老师曾任过我们班主任，那时候，“师道”已没有尊严了，记得在文庙的西厢房我们班的宿舍里，忘了是因为说了句什么话，我的同班同学王三宝就“啪啪”地扇了丁老师几个耳光。

 “文革”初起时大破“四旧”，“封资修”成了“黑货”，有一群学生去砸大成殿上的龙头等木雕，马来西亚归侨陈列老师见状，跑到殿前的丹墀上，连声大喊：“不能砸，不能砸，那是文物，要保护。”学生们哪里还听他的，照砸不误，还一边骂陈老师。一位同学得意洋洋地对我说：看，牛鬼蛇神都着急了吧！都跳出来了！说明打中他们的要害了。

忽一日，初中数学老师陈元俊被揪了出来，罪名是偷听台湾广播。这偷听敌台广播，在那时可是“反革命”大罪，陈老师在历史上可能也有点问题，这就被历史和现行一起抓，遭到了批斗。后来听说是陈老师喜欢无线电，常鼓捣些矿石收音机、单管收音机、二极管收音机之类，也经常在晚上试机子，碰巧能在短波上收到“敌台”。他收到敌台后是马上关机还是转台，或者就真的听了听，那只有天知道。可就有人发现了，被揪出来进行批斗。

被揪出来的还有校医吕岳挺，他是位书法家，因为历史问题被打成“历史反革命”。正直、严肃，不苟言笑的体育老师梁尔宁，就因为姓梁，被莫名其妙地说成是阎锡山时期的山西省政府主席梁化之的侄儿……

有一天，进行了大批斗，以“走资派”赵守信为首，后面押着丁向离、吕岳挺、陈元俊等，排成一串，在校园里游街，都戴着纸帽子，写着被认定的什么“分子”，每人手里还拿着一件乐器，一边敲乐器，一边说着自己的罪行。丁老师平常就很幽默，他拿着一只小鼓，还能敲出有节奏的鼓点来。马上就有人呵斥他不老实，不严肃，你对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态度？搞娱乐来啦！

那时候还有个现在想起来都觉哭笑不得的现象，因为大家阶级斗争的弦都绷得紧紧地，神经过敏，草木皆兵，好像阶级敌人无处不在，时时刻刻都在搞破坏，都在想方设法地攻击、抹黑党的领袖和党的政策，攻击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一种画着“五台山”的火柴盒，山门两侧是两块竖着的石条，门槛处是一块横着的石条，三块都是红色的，有人说这是在影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倒掉了一面；有人发现报纸、图片上的一棵树，乱七八糟的树叶竟然能组成一句侮辱、谩骂、诅咒领袖的话，这就是“反动标语”，且越看越像；有一张伟大统帅和副统帅接见百万红卫兵的照片，有人发现在天安门城楼的檐下，竟然隐藏着一只魔爪……不但如此，而且美蒋特务也到处都是，还都戴着鸭舌帽，走在街上一会儿就能发现一个。

二、刘文秀老师之死

刘文秀是高中语文老师，当时大约50多岁，个子不高，头发都花白了。“文革”刚开始不久，就受到了强烈冲击。起因是这样的：在“文革”发生之前，刘老师无意中透露过他与吴晗有书信来往。“文革”开始后，这事被翻腾了出来，吴晗可是“三家村”黑店的头目呀！想不到小小太原二中，还有这么条大鱼，是“三家村”这条黑线上的人，这还得了？有学生抄了刘老师在操场西面单身宿舍的家，还真就翻出了吴晗给刘老师写的那封信。

马上，那封信就以大字报的形式原文抄写了出来，贴在大成殿后墙上，供大家批判。这事立即轰动了全校，学生们都到大成殿后围观，我也去看了看，吴晗的那封信还很长，抄了好几张纸，内容是刘老师对吴晗的某些历史观点有看法，给吴晗写了封信，吴晗回信答复。为此，刘老师受到了残酷的批斗，戴了纸帽子，还挨了打。又有人揭发刘老师参加过反动群众团体“诗酒社”，刘老师还写了张大字报说明情况。

刘老师既然能同吴晗探讨学术问题，学生们也说他历史、文学知识丰富，可见他是很有点水平的。关于“诗酒社”，因为我从小就喜欢文学，这个事就记得非常清楚。别看刘老师说话声音不高，却持才傲物，是个很有个性、有点脾气的人。是这么回事：那时，太原的一些诗词爱好者成立了一个组织，叫“诗酒社”。顾名思义，无非是大家业余时间聚在一起吟诗作赋，然后喝个酒吃顿饭。有位参加了“诗酒社”的老师，动员刘老师也参加，刘老师说：不知道那把子人的水平如何，这样吧，我写一首诗，让他们评一评，如果说到点子上，让我心服口服了，我就参加。于是，刘老师就写了首诗：“涌金门外柳如金，三日不见绿成荫。折支柳条入城去，教人知道已春深。”那位老师拿上走了，几天后回来告诉刘老师，诗酒社的人说这首诗写得不好。刘老师马上就生了气，说：这不是我写的诗，是元代著名诗人贡性之咏杭州西湖的名诗，连这也不知道，可见他们水平太低，这个社我不参加。

就在刘老师被残酷批斗后不久，一天凌晨，有人发现他在一株合欢树上自缢了，这棵树并不高，距他住的单身宿舍只有几米远。当人们发现后把他放下来时为时已晚。刘老师的尸体被放在学校大门东侧的一间小柴房里，他的家属一两天后来到学校，听人们说家属认为刘老师死得不明不白，要讨个说法。那时候向谁讨说法去？最后也只好不了了之。

三、斗争同学

和我们同年级的73班，有位学生叫张巨宝，文文雅雅白白胖胖的，就是本晋源镇人。巨宝是个好学生，数学尤其好，数学老师陈元俊就把他作为数学课代表。当陈老师被以“偷听敌台广播”揪了出来后，就把张巨宝也拖带了出来。可能巨宝出身也不太好，反正不是“红五类”，好像是小商人家庭，记不清了。巨宝数学学得好，数学老师自然喜欢，也就自然成了陈老师的得意门生，进而引申为孝子贤孙。“剥削家庭”的子弟，“反革命”的孝子贤孙，不斗你斗谁？在他们班的小斗被斗了多少次，不知道。有一天巨宝被拉到了学校院里进行了一场大斗。同学、老师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他，这个骂了那个批，反正就是“走白专道路”、“反革命的孝子贤孙”什么的。巨宝站在人群中间，不断地流泪，白白的脸上潮红潮红地，始终一言不发。这就又成了他不服气，负隅顽抗的表现。记得有位的老师，也在围观的人群中，为了表现积极，还大声呵斥：“张巨宝，你还不低头认罪？”后来，在校园里就很少见巨宝了，偶然在街上遇到过一两次，也灰溜溜的像只小老鼠。

84班的张德一比我低一年级，也在他们班级遭到了批斗。说起原因是德一的父亲家庭出身是地主，而他本人却是旧职员，德一填表时在“家庭出身”栏中填上了“旧职员”。这就被认为是有意隐瞒地主家庭成分，当然要挨批斗了。

还有一位女同学刘柱玲，出身于音乐世家，歌也唱得很好，音乐老师邵智就让她当她们班的文艺委员。邵智老师当年只有二十四五岁，年轻姑娘爱美，搽着什么护肤品，衣服穿得另类一点，这就被认定是向往“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也被揪出来批斗。这一下又连累了刘柱玲，同学们对她群起而攻之，贴了满教室的大字报，一个漂亮活泼的小姑娘也让整得蔫头蔫脑的……

后来就没见过张巨宝，直到三十六七年后的2002年，我去迎泽桥西的“红太阳家具城”去买家具。猛然发现在家具城门口收出库单的那个人就是巨宝，我们同时认出了对方，老同学见面，分外亲热，提起往事唏嘘不已。当然，当看门人也不比别人低三分，但是我想，如果不是正赶上“文革”，以巨宝的学习，肯定现在是过着另一种生活。

《虔诚与疯狂》中这样记载：1969年11月25日，太原市革命委员会在省城太原五一广场召开大会，欢送全市第一批知识青年奔赴农村安家落户，1040名知识青年胸前戴着大红花，站在大卡车上缓缓经过主席台，在一片锣鼓声中，被分别送到了他们落户的农村，成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农村知识青年。我和张德一就是这1040名中的两名，因为是回到自己村，人们又称为“返乡知识青年”。

我当初考上太原二中时，理想就是读书，一直读下去，读完初中读高中，然后再读大学。以后当个学者、科学家什么的，结果一个“文革”，一切全泡汤了。

半个世纪过去了，一些细节已想不起来了，能想起来的都是一些片断。而孙兄的《虔诚与疯狂》，详尽记载了山西省文化大革命的史实，体现出一位作家的良知和责任，我写几句诗作为读后感：

金光万丈史无前，神州上下尽狂癫。

文攻诛心缘何故？武斗淌血为哪般？

伦理纲常变粪土，师道亲情化尘烟。

休信黎庶长蒙昧，自有董笔在民间。

   　　　　　　　　　２０１５年４月

(李海清先生系太原市作家协会原副主席，著名作家)

去鸿文府上赏字

春和景明。我应邀去书法家张鸿文府上赏字。

一幅又一幅，鸿文将他的作品铺在客厅地上。洁白的宣纸上，鸿文用点、划、勾、以及浓墨和淡笔优雅组成的线条，加上红色印章的点缀，让其作品荡漾出的诗意，在我心底氤氲而起。

诗意本意，是指诗人在诗中融入的一种意境和心情，也是读者读诗时引发出的一种共鸣。诗意如风，如雨，如霞，如虹，实在是一种抓不住的思维感觉。诗意二字，后来渐渐变得泛意，用以指书法作品，如让赏字者感觉不到美的视觉享受，这恐怕不能说是成功。鸿文退休后，日日临池，写字成了一种养生活动。他说，没有冲动时，千万甭提笔，勉强提笔，绝写不出好字。又说，有了写字的情绪，提笔后写得就是一种心境。我说，这正是一幅书法作品有无诗意，能否让赏者共鸣的前提。鸿文点头，这一点我们有共识。许多年前，鸿文出版过一本书法作品集，我写过一篇赏读文章，题为《以心驭笔，以笔写心》，说的正是鸿文写字时的这种体会。

中国人聪明，发明了汉字，在人类各种文字中，独具美感。文字最早的作用，便是记事。我们祖先以字作文，于是字以文传，这应该是书法起源。几年前去台湾旅游，在台北故宫，见到了那有名的毛公鼎。鼎腹内有铭文４９９字，据说是国内外现存各式鼎中，铸入文字最多的青铜重器。我不识其字，回来查资料，方知那是一篇主持铸鼎者毛公记述周文王、周武王丰功伟绩、以及周宣王各种教诲的散文。毛公铸鼎铭文，想以其事流传后世，大约没想到鼎内铭文，成了现代书法家研究当时书艺的范本。王羲之邀诸友搞了一次文化聚会，信笔写下《兰亭序》这篇精美散文时，大约也没想到文中每个字，都成了后人仰慕的书法样板。如今，用毛笔写文章的人，恐怕世上已不存。即便是春节贴对联，早有商家印好，买来贴上即可。贴出或自家，或托名家用毛笔写就的对联，在春节大街小巷的对联风景中，已成了凤毛麟角之势。文化人写不了毛笔字，绝非什么丢人之事了。正如此，我极尊重那些被称为书法家的人。当毛笔字因科技的发展，业已退出社会活动中写文记事的实用功能后，他们还在持之以恒地以毛笔写字，传承着这种特有的中国文化，即便他们不会写诗，不会写散文，不会写小说和戏剧，其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一点也不比作家和别的什么艺术家们逊色。但问题也随之而至，一些书法家们，以创新为名义，将字写怪、写丑、写歪、写乱，写得不知所云，甚至写得让人不认识了，似乎就进入了书法家的意境，自觉有了诗意。岂不知失去了观赏者的共鸣，这诗意就有些让人难以现解，也无法升腾在观赏者的心底了。

我省书法大家，我十分敬重的林鹏先生，就曾针对书法界的此种现象，尖锐地做过批评：“因为没有传统，不尊重传统，也就是不尊重本民族的历史以及文化的本源。这就产生抵触，抵触变成烦躁。观者的烦躁走向厌恶，作者的烦躁走向狂怪，久而久之，都走向浅薄。所以说，无论真草隶篆，字形原有的韵致，虽然也是人创造的，却是历史形成的，它是书法的根本，它维系着一切，一切的一切。”（见林鹏所著《蒙斋读书记》）中《书法的本源》一文）

我赞成林鹏的观点。写字的实用性消退了，其艺术性和可赏性，就成了其存在的意义。如果写得让人不识其字，那就不妨改个名称，不要叫书法，叫其毛笔线条图案罢了。

鸿文始终敬畏历史，敬畏汉文化，说话行事从不显张狂，脸上时时挂着喜气，带出一种源自心底的儒雅风度。这世上眉眼端正的人中，也有心中暗藏一股杀气、或凝着一团邪气及污垢者。而鸿文脸上的喜气，发自心底，具有这种心灵的人，做人行事，都能和风细雨，润物细无声的。两三年前吧，鸿文又有一本《一代大家——中国优秀名家系列丛书之张鸿文专刊》问世，此事如落到那号好大喜功者头上，不知要如何窃喜、如何满足、如何恨不得满大街去嘶吼一阵了。而鸿文先生低调，送我时，脸上竟有羞色，仿佛心中充满了不够资格而受人抬举后的愧意。他在书中如此题字：“新年礼物，名曰忽悠，为兄一粲，置之可矣”。自嘲是一种品性，是一种心态。做人具有了这种品性和心态，实在太可贵了。

窗外有喜鹊掠过，飞进汾河景区的一片浓绿中。鸿文冲一壶香茶，趁我品茗之时，收拾起铺了满地的作品，又将新近完成的六条长屏，一一铺于我的面前。与他退休前的作品相比，方才的那些作品，已经显出了更加老到的笔力，而这写满王维十三首诗的六条长屏，如瀑布飞流直下，更彰显出他洒脱不羁的心境，和笔底自由挥洒的功夫。

我一向以为，艺术本源，是一种心灵的感悟和对人生及自然的体验。当代书家，只会用笔下技巧者，只是笔匠而已，得以笔下写心者，方可视为大家。佛学中讲禅意，即学佛者，要排除一切杂念。凡艺术家，用佛学的这种观念修身养性，是极有好处的。心灵寂静了，同时心灵也洁净了，超脱了名利的束缚，此时的艺术，便能与自身的心灵融为一体，如是书家，笔下便会演化出禅意的笔墨。赏鸿文先生退休后的这些作品，让我由不得生出了这种感觉。这，或许就是一种诗意的升华。

（见5月19日太原晚报）

博主说明：在《虔诚与疯狂》一书中，这一节原先就有，但当时没有找到一五宣言的原件，给读者留下了个遗憾。感谢文革历史研究者石名岗先生，有了他给我提供的一五宣言原件，让我重新修订了这一节，先刊于博上，供喜欢这本书的朋友们浏览。《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和这个一五宣言，在山西是两个典型的革命造反声明。也标志着山西的群众造反组织由盛而衰退的一个过程。在这次修订中自有分析。我曾说过，这是一部没有写完的书，随着史料的不断发现，我将不断修订、补充。

【１５８】杨承孝的一五宣言

让我们再回到１９６９年全国的大形势上，反观山西。

１９６９年的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了元旦社论《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在这篇社论中，对１９６９年做了如此规划：

１９６９年，在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进程中，将是光辉的、极其重要的一年。

１９６９年，中国共产党将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１９６９年，全国人民基本完成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取得全面胜利。

１９６９年，我们将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２０周年。

为了实现１９６９年光荣和艰巨的任务，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统一我们的思想行动。

刘少奇被打倒了，１９６９年中共九大的召开，将是一次毛泽东和他的“文革”派们重新分配权力的饕餮盛宴。

历史应当记住，这一年的６月９日，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贺龙，在身遭种种诬陷和迫害中，背着莫须有罪名，悲愤地含冤离开了人间，终年７３岁。

历史应当记住，这一年的１１月１２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在身遭种种诬陷和政治迫害中，背着莫须有罪名，悲愤地含冤离开了人间，终年７１岁。

历史应当记住，当代中华民族的大英雄、真正的共产党员、铮铮铁骨的大元帅彭德怀，背着莫须有罪名，正在被囚禁处遭受着无休止的批斗和毒打，最终在毒打中骨折致残，半身瘫痪。彭总不屈的生命，在毛泽东为他制造的冤屈中熬煎着，熬煎中依旧期盼着党中央能为他抹去冤屈。彭德怀刚正不阿的生命，却等不到这一天了。１９７４年１１月２９日，为人民共和国的创建立下辉煌战功的大元帅彭德怀，悲怆地走完了他的一生，终年７６岁。

历史应当记住，在九大召开后，党内的政治迫害继续升级。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８日，张闻天被以“张普”化名流放至广东肇庆，１９７６年７月１日，客死他乡。上级指示：不开追悼会、骨灰存放当地，火化时不许用真名字。毛泽东对他的凌辱，一直到他化为骨灰。张闻天曾被毛泽东称为“明君”，１９３５年１月的遵义会议上，他接替博古，出任了中共总书记（也称总负责）。直到１９４３年３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上决定毛泽东为中央主席，张闻天任中央总书记８年，是中共从危局中走出，步步走向胜利，最终将毛泽东推上领袖地位的第一推手。可是毛泽东执掌权力后，特别是在后来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革”中，张闻天在受到政治迫害的同时，其总书记的那段历史也被一笔抹杀了。

官方不断组织着红色的欢庆，同时，毛泽东和他的中央文革小组，也不断地在高层和基层进行着黑色的政治迫害。在红色的掩盖下，虔诚搅动着疯狂，国人在神的驱使下，继续着领袖指引的“文革”。

当中央和地方上的“文革”新贵们，纷纷想趁九大之机再次加官晋爵时，在山西，却因６９军被周总理安排，被毛主席批准进入政坛，使“文革”新贵刘格平无法再大权独揽。身为１·１２夺权时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总指挥的杨承孝，眼看着６９军的谢振华分割了刘格平的权力，面对自己再难叱咤风云的局面，对６９军发动了一次突然的袭击。不是武斗，杨承孝还没有与６９军真枪真刀厮杀的勇气。此番，这位武斗魔王，是请秀才作文章，要来一番文斗了。

一切全在秘密进行着，杨承孝的这次行动，也渗透到了省城的高等学府。山西大学和太原工学院，原先持红总站观点的派性组织领导，已经在驻校工宣队不知情的情况下，串连好了队伍。１９６９年元月５日，杨承孝带着他的决死纵队的人马，在五一广场集会誓师，同时散发了一份《恢复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誓师宣言》，当时被称为《一五宣言》。那天一早，山西大学和太原工学院的一批学生，也集合队伍赶到五一广场，散发《一五宣言》，呼喊早就拟定好的口号，参与了这次大集会。这些学生在后来都不同程度受到了驻校工宣队的整治，被指参与了“一五逆流”。

这份《一五宣言》写得好生厉害。宣言的主旨，只有一个，那就是恢复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在山西进行继１９６７年一月革命风暴、四一四打倒刘、陈、刘革命风暴后，掀起向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夺权的第三次革命风暴。其矛头，直指山西政坛上取代了刘格平的谢振华将军和他带领支左的６９军。

现将这份宣言全文录下：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

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的战斗号召下，我省一场由工人阶级打先锋，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总动员，奋起猛击“二月逆流”和为“二月逆流”翻案的人民战争已经打响了！一小撮刘少奇的爪牙、杨成武的干将、卫王王的死党、刘陈刘的同伙，完全陷入革命人民的包围之中，１２·８革命风暴正在向纵深发展，席卷全省，其势锐不可挡，迅猛异常！

毛主席教导我们：“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在山西，那股“二月逆流”和为“二月逆流”翻案邪风在山西的一小撮黑干将，那个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的黑司令部的文武裴多菲俱乐部安插在山西的一小撮黑爪牙，对山西人民已经犯下了十恶不赦的滔天大罪：

就是这一小撮混蛋，在我省１·１２夺权胜利不久，配合谭震林之流，掀起一股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一方面，残酷镇压革命造反派，妄图扑灭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另一方面，积极扶植保守势力，阴谋策划反夺权。一旦时机成熟，就准备全面复辟资本主义。

就是这一小撮混蛋，在四月红色风暴前后，组织了由刘陈刘在前台表演的反党集团，刮阴风，放暗箭，恶毒咒骂省革委，大肆攻击刘格平，全盘否定我省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妄图颠覆我省年青的红色政权。

就是这一小撮混蛋，对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七月会议纪要》，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疯狂地破坏革命、破坏生产，连续制造反革命暴乱，不断挑动大规模武斗，妄图借助武力恢复他们已经失去的天堂。

就是这一小撮混蛋，紧锣密鼓配合今春那股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大搞右倾分裂、右倾翻案、右倾复辟，顽固对抗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大力推行反动的“多中心”，把山西搞成了一个上欺中央、下压群众的“独立王国”。

这一小撮“二月逆流”和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黑干将早已恶贯满盈、死有余辜！毛主席教导我们：“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绝没有调和的余地。”对他们，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就是要造反，要斗争！把他们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打个落花流水，片甲不留！革命的浪潮，排山倒海，造反的吼声，惊天动地！全省煤矿工人、钢铁工人、铁路工人、建筑工人、电业工人、交通工人、纺织工人、冶建工人、化工工人、机械工人、手工业工人和各个部门的产业工人、各个行业的革命群众，统统杀上阵来，汇成一支无坚不摧、无攻不克的浩浩荡荡的产业工人大军，向着“二月逆流”和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黑干将们发起了猛烈的冲锋！敌人的气势被打下去了，敌人的阵角被冲击开了！

两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过几个反复，取得了节节胜利，但是，由于刘少奇的爪牙、杨成武的干将、卫王王的死党、刘陈刘的同伙的竭力破坏，山西的工人阶级仍然没有形成一支主宰沉浮、左右形势、捍卫我省红色政权的坚强核心，从而使革命受到了严重的损失。

想当年，在震撼世界、席卷全省的“一月风暴”中，光荣诞生了英雄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在伟大统帅毛主席的指引下，顶逆风，战恶浪，叱咤风云，气壮山河！把卫家王朝打了个落花流水！在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她英雄的名字将永远载入史册，记下她光辉的业绩！

然而，正是在那股“二月逆流”中“二月逆流”的黑干将们，三番五次、千方百计对她大下毒手，终于，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被他们残酷地迫害、疯狂地镇压、无情地扼杀了！

从那以后，革命造反派的队伍被分裂，工人运动被镇压，卫家王朝死灰复燃，刘陈刘反党集团日益嚣张！

从那以后，一小撮阶级敌人对红色政权肆意摧残，牛鬼蛇神到处泛滥，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切指令不能贯彻、落实。

从那以后，山西的大权被几个混蛋所把持，他们大肆推行反动的多中心，大力贩卖刘少奇的“黑六论”，把山西推向了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边缘。

当前，正面临着我省文化大革命的第三次革命，一小撮阶级敌人，开始预测到他们彻底灭亡的命运，于是便孤注一掷，进行垂死挣扎！！为什么１２•１８谋杀刘格平政委、１２•２４伏击８３３３部队的反革命事件连续发生？为什么许多地区直到现在还在抓人、抄家，施行白色恐怖，大批革命群众被迫外逃？为什么保守势力又拿起了武器，到处挑动武斗，残杀革命造反派？为什么全国各地参观大寨代表团路经阳泉频遭刁难，大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品多次被劫？

这些血淋淋的阶级斗争，一桩桩，一件件，多么触目惊心，骇人听闻！

哪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哪里压迫最重，那里反抗最烈！产业工人的大会师，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已经揭开了我省第三次革命风暴的序幕，一小撮阶级敌人惊慌失措，冷汗淋漓，广大革命造反派扬眉吐气，斗志昂扬！

毛主席教导我们：“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有利的情况，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为适应当前斗争的新形势，为彻底清算一小撮“二月逆流”黑干将镇压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滔天罪行。我们数以百万计的产业工人大军向全省革命人民郑重宣告：

英雄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自即日起，恢复战斗了！汾河两岸杀声起，吕梁山下呼声急！让一小撮“二月逆流”和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黑干将们和一切阶级敌人在工人阶级的战斗团结面前发抖吧！我们正式宣判你们的死刑！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了政权，也就丧失了一切！”我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明白布告全省：我们恢复战斗，就是要向一小撮阶级敌人争夺政权！把一小撮“二月逆流”和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黑干将们所抢去的和骗取的一切权力统统夺回来！

我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最高统帅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保卫毛主席是我们的天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我们的灵魂！

我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指导思想是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本质的东西就是要批判，要斗争，要革命，要造反！我们一定要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坚决执行，坚决照办！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坚决抵制，坚决砸烂！

我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坚决保卫１·１２夺权的伟大成果，坚决支持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省革命委员会，被一小撮“二月逆流”和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黑干将们宰割得支离破碎，践踏得遍体鳞伤，这笔账我们一定要彻底清算！省革命委员会必将恢复她的无产阶级权威，必将成为带领我们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的战斗指挥部！

我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坚决相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坚决相信和依靠中国人民解放军，谁胆敢挑拨军政关系，破坏军民团结，分裂中国人民解放军，败坏人民解放军的崇高声誉，自毁长城，我们就坚决打倒他！

我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将一如既往，坚定不移地支持刘格平政委，一如既往，坚定不移地支持陈永贵同志，全面贯彻落实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七月会议纪要》，坚决支持徐志远！坚决支持任、王、张！誓死保卫大寨红旗！

我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坚决贯彻落实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坚决贯彻落实两报一刊一九六九年元旦社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我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紧急通告：凡我总指挥部原属组织，立即归队，凡愿加入我总指挥部的基层单位，立即报到，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挥下，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做好牺牲一切的准备，立即投入战斗！

英雄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顶天立地，坚定不移！赤胆忠心，勇往直前！任何貌似强大的敌人都会在我们工人阶级钢铁般的团结面前望风丧胆、彻底灭亡！

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向“二月逆流”和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黑干将们正式宣战！向顽固不化的阶级敌人正式宣战！

决战已经开始，胜利就在前头！我们呼吁全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紧急动员起来，团结广大受蒙蔽的群众，彻底孤立一小撮顽固抗拒历史潮流的阶级敌人，稳、准、狠地消灭他们，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奋勇前进！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这篇宣言中提到的１２·８革命风暴和１２·１８谋杀刘格平政委的事件，在前面第５小节中我们已经提到，不再赘述。宣言中提到的１２•２４伏击８３３３部队的反革命事件，和提到的全国各地参观大寨代表团路经阳泉频遭刁难，大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品多次被劫一事，也是当时两派武斗中发生的情况。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２４日，８３３３部队去大寨参观，途经和顺时，当地红总站观点的一派，组织队伍迎接，并在和顺县城军民一道游行。在路过兵团红联站观点的总司派占据的大楼时，双方发生武斗，并且开了枪，死伤情况不明。当年大寨是山西的一块圣地，全省和全国去参观的人很多。以省城兵团、红联站和红总站三大组织而论，都曾派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去大寨给大寨人演出，向大寨人学习，沿途发生冲撞和武斗，也不在少数。这篇宣言的要害，不在这些具体事件，而在于要号召全省各地支持刘格平的派性组织，迅速掀起在全省革命造反的第三次革命风暴。

在本书第五章有关１•１２夺权的小节中，我们曾全文引用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总指挥是谁？是在刘格平指挥下，出尽风头的杨承孝呀！《一五宣言》要恢复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是杨承孝要重新在山西当造反派组织老大的一种政治诉求。在山西的“文革”中，这两份文件可谓典型。它们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试条理如下。共同之处有四点：其一，两份文件，都是以漫骂为战斗品质，用大帽子攻击为特色；其二，都有一种忠于领袖的虔诚心态，唯我独左，唯我独革，唯自个意志才符合毛泽东思想；其三，要打倒一些领导干部，就要支持一些领导干部，（在《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中没有明确支持刘格平，但实际上通告本身就体现了刘格平的政治主张）；其四，为了表达政治诉求的正确，反复用最高领袖的语录加以证明和解释。而不同之处呢，只有一点：前者堂而皇之地被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全文刊出，后者却成为杨承孝及参与者的一种罪证，被当局斥之为“搞逆流”。原因呢？很简单。前者适应了最高领袖和中央文革小组的需要，要打倒刘少奇和他在山西的代理人，需要有人造反。后者违背了最高领袖和中央文革小组的需要，中央要开九大了，要靠军队稳定局面，你杨承孝又要带头革命造反，闹个天下大乱，岂不是“搞逆流”？两份文件，前者标志着山西群众造反组织达到鼎盛时期，后者标志着山西群众造反组织正在被逐出政治舞台。这个时间段，也是全国各地群众造反组织由盛而衰，最后消亡的缩影。《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的执笔者，是北京来太原革命造反的大学生们，他们后来离开了太原，未闻有因此文章而被获罪者。《一五宣言》的执笔者，是太原冶金一中的一位语文教师，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文革”兴起，投身革命运动，参加了决死纵队，成了工人阶级中的笔杆子。后来杨承孝被谢振华整肃，最终被押赴刑场命丧黄泉后，这位语文老师，也因执笔此文被关押审查了好几个月。

《一五宣言》发表后，元月１２日，杨承孝又组织了一次大游行，吸收红总站的一些下属组织参加，庆祝山西１·１２夺权胜利两周年。说是游行，在马路上游行还不算，还冲进省革委（即府东街前省委大院）游了一圈。那阵势，分明是要向谢振华和他的６９军示威，向还在担任着省革委主任和省党的核心小组组长的刘格平表示：我决死纵队支持你的雄风犹在！

有杨承孝带头，在山西各地，又出现了工人上街，学生上街，以及冲击解放军驻地，抢夺枪支的种种行为。

【１５９】十二月会议康生翻脸收拾刘格平（新修订稿）

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再次关注并着手解决山西的问题了。这年１２月，专门解决山西问题的十二月会议在京召开。刘格平率领山西省党的核心小组全体成员，和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们一齐赴京，再次接受中央文革小组的圣裁。这次会议由周恩来总理负责，但实际上把持会议的，则是康生、陈伯达和江青一伙。与七月会议不同的，是山西三大派群众组织的领袖们，一个也没有被通知到会。对山西，或者说对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组织而言，这无疑是毛泽东主席让中央文革小组放出的一个信号：老人家要让由他发动起来的造反派们，退出历史舞台了。可惜，在山西造反派们热昏了的头脑中，对此却一点也没有感觉。

山西三大派组织的头头脑脑们，那时还摸不清十二月会议的动态和最后结果，真是身在山西太原，心系首都北京。他们一边派出人马，去北京打探十二月会议的情况，一边等着中央的召唤，时刻准备着进京去参加会议。在他们看来，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必须叫他们去，他们不去，怎么能分出个谁是谁非来呢？在等待的同时，三大派组织的武斗队也在扩充人马，积极备战。１２月上旬，西山矿务局人民武装部的武器库，三次被西山地区的派性武斗队轮番砸抢。杨承孝的决死纵队装备了枪支，扬言要向兵团开火，以报并州饭店的奇耻大辱。兵团也严阵以待，有的武斗队装备不但不亚于决死纵队，单就武器而言，和正规野战军无异。

如太原十二中红旗的司令崔吉娃，通过晋南１·２６一派的工人战友们，弄到一批武器，在十二中摆开了战场。校门口，架起了一架机关炮，并列三挺机关枪。其他装备，有长短枪和近万发了弹。十二中红旗小将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和杨承孝的决死纵队拼个你死我活。教室成了兵营，武斗队集体食宿。操场成了靶场，崔司令带头习武。为了了解当时情况，当我认识了崔吉娃时，他已是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了。从他那中等个头，虎背熊腰的架势上，依稀能让我想象出当年这位初中造反小司令的英姿。这位１６岁时就被刘格平安排成省革委常委的崔吉娃，声调依旧宏亮。他说：“要让我现在玩长短枪，肯定还有准头，那可是当年一颗颗真子弹喂出来的真功夫呀！”

再如兵团下属太原建筑专科学校的２·１７红旗兵团，（孙涛注：该校的一些红卫兵组织在山西的１·１２夺权后先夺了学校的权，２月１７日，在该校学生王大壮的带领下另一些学生组织进行了反夺权，夺权成功后，联合组建了２·１７红旗兵团，成为学校的掌权派）在司令王大壮的带领下，为了与杨承孝的决死纵队抗衡，武斗队人员的武器装备，就达到了野战军一个连的规模。这些武器从何而来？到军区的军械库去“抢”吧。七月会议后，这些学生们要和决死纵队斗一斗，需要武器，他们来明抢，军区就暗送。军械库卫兵立正站岗，上级的命令牢记心中：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向革命造反组织开枪。军队搞三支两军，第一个就是支左。对来军械库“抢”枪的学生们，军民两家心知肚明，站岗的依旧站岗，“抢”枪的直管“抢”枪。

十二月的寒冬中，太原街头在一片冷清中，不时就传来了武斗的枪声。

而在北京，中央解决山西问题的这次会议，一直以小会形式讨伐刘格平。虽说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有时也到会，但会议依旧由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中共高级政工老手康生主持。这一回，康生向刘格平翻了脸，收拾起他曾在七月会议上坚决支持的这位三级高干了。下面根据一些与会者回忆，先看看整人高手康生，是如何收拾刘格平的。

康生指着刘格平大骂：你要好好检查一下，你和丁磊怎么那么胡说八道？说什么空字０２５、０２７部队是依靠对象，山西军区是打击对象，６９军是你们的团结对象，简直不象样子呀！你是怎么搞的？要依靠６９军，不要天天搞什么肃清张日清的流毒！（孙涛注：肃清张日清的流毒，可是康生在七月会议上大讲特讲的啊！）丁磊要调走！

康生还有更绝的呢。他会后让刘格平留下，大骂丁磊，说山西的问题全坏在丁磊身上，逼刘格平和丁磊离婚。刘格平无奈，悄悄把这话告诉了也来参加十二月会议的丁磊。丁磊一听就火了，大骂康生：“他怎么不离婚？他老婆怎么还在中央？我一个小人物有那么大本事能影响山西大局？”但吵归吵，刘格平不敢不听康生的话，丁磊也不得不听丈夫的安排。十二月会议还没有开完，刘格平就在北京军区家属大院，给丁磊安排了一套单元房。这位在山西刚刚当上第一夫人的丁磊，不得不离开山西政坛，也离开丈夫，住到了北京。

七月会议后，刘格平坚决支持晋东南地区的革委会主任程首创。这程首创是位老干部，在晋东南地区支持的是红字号群众组织。军分区司令员武天明，支持的是联字号群众组织，被红字号打成了张日清伸向晋东南的黑手。联字号群众组织不服气，就把程首创打成了叛徒和特务。从全省派系看，晋东南红字号是丁磊的那个红总站观点，七月会议康生把红总站定为左派，会后刘格平支持晋东南红字号，按说，也是贯彻七月会议精神，可康生却无视这一点，现在又大骂刘格平支持程首创是犯了错误，根据联字号提供的材料，大骂程首创是叛徒和特务。刘格平对康生解释说：程首创参加的是薄一波的抗日决死队。康生当即打断说：薄一波就是个大特务！

康生有一次拿出《踏遍青山人未老》挥舞着，眼镜片后两眼瞪着，冲刘格平唾沫飞溅：你树个人威信是不对的！这本书要批评，要烧掉！净吹你，肉麻的很！刘格平解释这本书他没有看过时，康生一拍桌子说：我就不信你没有看过，我都替你脸红。

康生曾在七月会议上送给刘格平一条最高指示，十二月会议上重提旧事时却批评起刘格平和红总站来了：当时让６９军支持你，是支持革命委员会嘛，这句话又没有发文件，你就传到社会上去了，成了派性的东西了。（孙涛注：此话在七月会议上就公开了，始作俑者康生这时却一点也不承担责任了）你刘格平用这句话，去压６９军，你和红总站这样搞太不象话了！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古人对朝中权臣奸相的这种形容，用在当代康生身上那是再适当不过了。

虽然十二月会议上，由康生出面主持解决山西问题，但在周恩来的谋划和干预下，周恩来点将，毛泽东同意，驻晋野战军６９军负责三支两军的副军长谢振华将军，出任了山西省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明确喻示着这支军队正在登上山西的政治舞台。山西的政局，即将由６９军来主宰。在毛泽东主席的视野中，刘格平虽然是康生、江青的红人，而且在指证刘少奇的６１人叛徒集团时立下了大功，但被钦命为山西的封疆大吏后，却把山西搞了个乱七八糟，岂能继续重用？张日清呢，是林彪树立起来的全军支左一杆旗，老人家也不会将主政山西的大权交给他的。当年井冈山上的红小鬼谢振华，如今驻山西６９军的副军长、堂堂大将军，此时无疑才是老人家最靠得住的人。

谢振华早在１９５５年３９岁时，就被授予了少将军衔。１９２８年，谢振华的父亲在家乡赣南崇义县发动了武装暴动，成立了农民协会，之后惨遭国民党镇压，他的父亲也被杀害。谢振华逃脱了国民党当局的追杀，找到了党组织并参加了红军。他参加过长征途中著名的娄山关战役、抢占遵义城战役，又翻雪山过草地到了延安。再往后，抗日战争的烽火燃到山西，谢振华奉命过黄河入山西，在山西的抗日战场上，留下了他的足迹。打罢日本鬼子，再打老蒋，抗美援朝又奉命赴朝打老美，终于成为人民共和国的一位百战将军。在山西这块土地上，以卫恒为代表的前省委，被以刘格平为代表的新生红色政权取代了，当时毛泽东分明是支持和信任刘格平的。而现在，刘格平在山西的这个红色政权，分明变得让毛泽东既不能安心，更不能放心了。于是，谢振华这位当年的红小鬼，如今堂堂６９军的将军，被安排在山西这块土地上，必将取代刘格平执掌政权。

十二月会议开罢后的１９６８年１月３日，中央军委对山西驻军下达了一个命令，毛泽东朱笔一挥，批示“照办”二字。命令内容，是根据当前的文化大革命形势，为了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山西支左应该统一领导，由６９军党委集体领导，召集其他在山西的部队统一安排。随着这道命令的下达，周恩来出面，对山西党的核心小组人员做了调整，军队干部除谢振华外，还将山西省军区司令员陈金钰补进核心小组成员，明确了谢振华是第一副组长。由谢振华组建起山西支左委员会，除了６９军的其他领导外，张日清也是支左委员会领导班子的成员。很明显，在刘格平倒霉之时，张日清又翻上来了。

正式命令是１９６８年１月３日下达的，但在十二月会议上，已内部做了传达。此时的刘格平，还是山西党的核心小组组长，省革命委员会的主任，但实际权力已经虚空了。这位为斗倒卫、王、王投书康生，冲杀在山西夺权第一线的老干部；这位为斗倒张日清和刘、陈、刘，利用兵团的那个４·１４决议，终于在七月会议上大获全胜的山西最大的造反派；这位曾被兵团和红联站骂为“刘未老”，在红色政权中掌权的山西第一把手，此时真正是未老先衰，失却了昔日的威风。

七月会议上，刘格平得胜，张日清倒运，背后的大形势，我们在第六章第十二节中已有分析。十二月会议上，张日清没事了，刘格平倒运了，背后的大形势，是“文革”的发展，使全国武斗四起，工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特别是山西，煤炭产量急剧下降，对京、津、沪以及全国的经济造成了掣肘之急。毛泽东已经不再需要他的造反派们冲杀了，只有依靠军人，才能掌控全国局面，转危为安。具体到山西，不依靠６９军，岂有他人？七月会议后靠那几个军事院校支持刘格平，不是越搞越乱了吗？

谢振华确也是干才，在十二月会议期间，他主持山西党的核心小组迅速拿出了稳定山西的１５条措施。其主要内容有：抽调全省三大组织的派领导５００人，和他们的组织脱勾，到北京办学习班；在全省立即收缴各派的枪支弹药；在全省支左委员会统一安排下，抽调军队干部５０００人到全省各地参加军管，首先对公检法、报社电台军管，不准再内外串连；成立太原市警备司令部，由曹西康任司令，兼太原市党的核心小组组长，李学敏任副组长，兼太原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全力稳定省城形势。

会外如此安排，会上，谢振华还要让全省三大群众组织的头头们，了解十二月会议的精神。于是，十二月下旬，如刘灏、杨承孝、郝庭云等三大派群众组织的领袖们，一个个全接到省革命委员会的通知，进京参加会议。十二月二十六日，（有与会者回忆是二十七日，存疑。）在北京的京西宾馆，由谢振华将军主持了十二月会议的这次大会。谢振华指定由红联站的代表张玉峰首先发言。张玉峰是太工红旗负责人之一，分管宣传。几天前，张日清已私下安排他准备个发言材料，谢振华让他第一个发言，分明是听了张日清的建议。张玉峰便开始控诉刘格平，说刘格平支一派，压一派，搞了一本《踏遍青山人未老》，为自个树碑立传。说到刘格平迫害革命学生，组织武斗队攻打十中时，声泪俱下，并从包里取出一个小骨灰盒，里面是被枪杀的孟玲玲的部分骨灰。张玉峰哭泣着，要求刘格平给孟玲玲低头认罪，并将小骨灰盒交到陈永贵手中。这时，红联站到会的学生代表们全哭了，有的喊口号，让刘格平认罪。在这种情境下，刘格平不得不起立，向陈永贵手中捧着的那个小骨灰盒，深深鞠了一躬。

谢振华当即宣布，《踏遍青山人未老》是大毒草，要深入批判，还要以省革委名义，为九五事件平反。会上，刘格平当众做了检讨。

在这次会上，兵团司令刘灏没有发言。他庆幸，庆幸这一段兵团的大方向在他的把握下，没有出错；他明白，明白山西的政治风向，已经要开始大变了。

【１６０】王谦落选四届人大代表（补充修订稿）

１９７４年１１月，山西省选举全国四届人大代表的会议，安排在晋祠宾馆举行。当时的参选人员，有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委员、各地市领导、以及各界代表近三百人。原红联站和兵团的头头脑脑们，凡是有资格参加这次会议的，会前都抱定了不选王谦的态度。还有一些对王谦主持省委扩大会批判谢振华，用对待陈永贵来划线的做法有意见的干部们及各界代表，也要借此次的无记名投票，体现一次自个的意志。进会场时，宋捷抢先坐到了王谦身旁。选举开始了。宋捷飞快地填罢票，故意把票举到王谦面前，大声说：我可没投你的票啊！按宋捷事后说法，他如此而为，是要为不选王谦的代表们鼓气。通行的过程走过，发票，画选票，投票，唱票，结果出来了，王谦落选，韩英当选。

王谦是“文革”前的山西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是省委排名卫恒之后的第二把手。“文革”中先被打倒，投入监狱，出狱后又被下放到农村，在后来各地解放干部的大形势下，他又进入了新省委的领导班子，并在江青炮轰谢振华后，协助陈永贵打倒谢振华，成了山西省委的主要负责人。山西历届出席全国人大会议的代表团团长，都是省委第一书记，这是惯例。省委第一书记谢振华遭江青炮轰，被打倒了，王谦主持了省委工作，中央也安排他要当出席全国四届人大代表团的团长，例行程序，先得补选为山西代表。这似乎是顺理成章之事，偏弄出了个王谦落选的结果。

韩英是九大后被中央安排的山西省委书记。在九大前，周恩来曾主持召开全国煤炭会议，韩英当时是大同矿务局革委会副主任，主管生产，他有个发言，讲各派都要顾全大局，狠抓生产。阳泉矿务局的老工人王体也有个发言，反对武斗和打、砸、抢，主张搞好生产，这两人给周恩来留下很好的印象。九大期间，讨论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后补委员名单，周恩来总理提出，山西煤炭对国家贡献很大，中央委员会应该有山西煤炭战线代表人物，让山西提名。刘格平那阵子陷入派性争斗，又不了解煤炭战线，提不出合适人选，周恩来便提到了韩英和王体。这两人一下子就成了中央后补委员，韩英被安排成山西省委书记、省革委副主任，王体被安排成省委常委、省革委副主任。韩英并没有参加九大，却意外地成了中央后补委员，这次被选为全国四届人大代表，又是一种意外。

王谦的落选，意味着山西支持谢振华的原红联站和兵团的领导们，以及对陈永贵王谦利用派性“批谢”早有看法、且持有投票权的干部们和社会各界代表们，用画选票的权力，在对抗陈永贵和王谦的斗争中获得了一次胜利。这个胜利的挑头人，便是段立生、刘灏、宋捷等人。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参会者中，对王谦有意见、有看法，不想选他的人不少，但选谁替代王谦？如果按各人意愿随便选，票数绝对分散。正是段、刘、宋这几位造反派领袖，会前和不少代表酝酿（说成串联也行），商定取代王谦的人，既不能是造反派，也不能是跟着陈永贵和王谦的那些人，还得是党中央认可的干部，韩英于是就成了可以共同认可的对象。

消息很快从选举现场向外界传出，兵团和红联站要大大庆贺一下了。省城出现了许多大标语：王谦落选大快人心！王谦支一派压一派决没有好下场。署名呢，全是“革命群众”。

如果单纯从民主选举的意义上看，谁当选或谁落选都无可非议。但在那个特定的历史年代，王谦落选就让中共中央即刻表态了。时任党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在山西省委就此事给中央的报告上批示说“这是一起造成了我党历史上少有的党员不选党员的重大事件”。这种定性，也暴露了王洪文的思想认识水平之浅薄。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以来，党的总书记换过多次，比如遵义会议，大家选张闻天（洛甫）取代博古（秦邦宪）成了党的总书记（也称总负责），这不就是一些共产党的代表人物，不选另一些共产党的代表人物了吗？这不就是“党员不选党员”吗？再说了，山西这次选举，并非中共党内的选举会议，是省革命委员会的各界人士坐在一起，选举出席全国四届人大的代表。王谦名下得了那么多反对票，也决不全是有共产党党籍的人士所为，即便是有共产党党籍的代表没投王谦的票，也是将票投给了省委的另一名书记韩英，怎么就成了“党员不选党员”呢？但那时的王洪文，是排名毛泽东和周恩来之后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是毛泽东的接班人，口出歪理，下面谁敢公开反驳？对山西而言，这又是一次政治上的大震荡。在省城解放路省委旁门的大墙上，立刻出现了题为“王谦落选事件的真相”的大字报。署名当然也是“革命群众”。直到２０多年后，已经退休的张志安才笑着对我道出了真情：那阵子我天天往王谦那里跑，那张揭露兵团和红联站的头头段、刘、宋们会前串连好，在会上不选王谦的大字报，就是我写的。

对王谦的落选，当时红总站也马上亮出了观点：兵团和红联站一小撮坏头头以派代党，对抗中央绝没有好下场！署名呢，还是“革命群众”。

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给山西的这次民主选举定了性。但当时的党中央为什么没有责令山西重选？我们不得而知。中央分明认可了这次选举结果，１９７５年１月１３日全国四届人大召开，中央让王大任当山西代表团团长，让王谦以列席代表身份列席会议。在１月１２日晚上四届全国人大各代表团团长参加的预备会议上，王大任坐到了山西代表团团长的座位上。王洪文、张春桥、吴德等中央首长先后讲话，对山西王谦落选一事做了许多严励的批评。事后王谦整肃不选自个当代表的一些当事人，所持上方宝剑，也是王洪文的那个批示，和王洪文、张春桥、吴德等中央首长的讲话精神。

读《瞭娘码头》致刘维颖兄

维颖兄：大安。

蒙你信任，想让我对你的新作《瞭娘码头》提点意见，于是开始阅读。起先，是当作一种任务来阅读的，读了几节后，便来了兴趣，有了一种悦读之感。这足以证明你的这部作品，吸引了我，眼不好，又不敢久读，在一些兴奋点上，故意停读，也是为了下次再开机后，好顺利读下去。边读边记，有了一些想法。

我已经好多年不写小说了。自50岁那年写罢第十四部长小说《龙族》，对长篇小说的创作，就算画了个句号。虽然后来又在北京出版了《麻雀》，但从写作时序看，《龙族》是最后一部，只不过《麻雀》还在出版社“旅游”时，《龙族》得遇伯乐，出版在前了。不再写长篇，便很少关注国内长篇的现状。没有这种阅读实践，便无法将你的这部作品，放入当前长篇小说的大视野做横向的比较，下面所提意见，也只是读作品时的一些感觉，不一定符合时下文学界的种种说法。好在说与老同学听，对与不对，也就不再考虑，一一直言了。

一：这是一部直面现实，贴近生活的好作品。你以碛口小镇为一个点，以这个点上众人六十年的生活变迁为内容，容量可谓大，历史可谓长，这样的作品，有史诗的传奇，有深刻的批判意识，有鲜活的人物形象，有引人的故事发展和人物命运的跌宕，肯定是一部成功的作品。

二：我对长篇小说的语言和结构，偏重结构的重要性。作家要想有一种独到的语言风格，太难。特别是我们这类作家，书卷气总是太浓。你为了冲破这种浓度，尽力使用了许多方言和地方语言，但这样做，要想形成一种炸雷出世的语言风格，还是难以做到。所以，在结构上下点功夫，也是一种找巧的路子。你这部长篇，以时间为序，结构上没什么大的特色，那就得看情节和细节是否抓人了。真好，你有厚厚的生活底子，那些人，那些事， 个个活灵活现地就来了，就走了，就闹腾起来了，也就闪在我的面前，钻到我的心里了。这又是一个成功。

三：下面就要说具体问题了。首先，用那个美国作家的话做题记，不好。你此作泥土味重，也就是地方文化特色浓，题记还是要和内容保持一致风格和味道好点。比如说：娘亲原是一条路，此话就不赖。此话让我琢磨了好一阵，似乎才弄懂你话里的深意。也许，还没有弄明白。能让读者想来想去的，才好。或者，你自个写几句正话反说，或反话正说的话，也好。

四：总体上，这部作品是顺时序，一节一节写了下去。当然，为了情节贯穿，有必要倒叙和插叙。但这种倒叙和插叙，是否不要单独一节出现。如：《那个她曾赤身温抱过的男人》，好象就犯了这个忌。单独一节，我感觉中的时空一下子就没有倒过来。这问题好办，不要单独成节，放在某一节中，重插叙一下就行。

五：有些隐喻极好。如夏、商、周三棵老古槐的被砍，都在一种关键的历史时间段。我们破坏传统，绝非文革方始。再如麒麟的隐喻，可与白鹿原上的白鹿比美。但麒麟是否出现的太多了呢？它是代表天意和民意的神兽，最关键最要命时出现一下，我没有细数，但感觉出现的多了一些。比方武斗时它该不该出现？请你再酌情取舍一下。

六：冯树在长途车上那一段，故事很动人，有悬念，也极撼动人心。但这个故事，好象在网上已流传多时了。有几年了吧。因流传太广，如不是你的原创（也许是你放在网上的，我不知道），还是不用为好。省得到时出来个原创人，对你这部小说找岔子。

七：子弹费由五分涨成五毛，是否有生活依据？林昭的母亲为女儿付子弹费，万恶！因其万恶，这种敏感的话题，最易惹麻烦。秀才遇上兵，其情其境，你懂得。最好在咱黄河边的县里有真实依据，源自生活之谓也。

八：开篇写了碛口一大段种种民俗风情简介，才出现“马有义是带着他那新娶不久的大学生妻子，由二三十号县委干部前呼后拥来到碛口镇的。”我想，不妨就以这一句为开篇首句。开了篇，其他介绍文字再出现也可以。而结尾时，现在是盛慧长听说了学校有“卖处”的罪恶，跌倒在地，不如改为马有义闻听许多人被带走后跌到在地，干脆死在麟香楼上，给这部长篇来个句号。我们这代作家，挺可悲的，如我们的张平，写丑恶的现实，必弄出个光明的陪衬。我们也在无形中这样做了，你现在写出的尾声，就是明证。不写这个光明的想象中的尾巴，行不行？我看行。尾声写成现在这样，这全是潜意识在做怪。现在有人批评新闻媒体，碰上白事，当成红事办，反面问题，正面找个角度写。你写的是碛口六十年，六十年以后的历史，不必给读者做安排了。如以马有义死结尾，得给他悟出点有个性、有水平的话来，说给读者，才好。可这话，难写。但如果写好了，其效与开篇呼应如天，如地。

九：如果要再改一稿时，除了马有义、盛慧长外，其他人物你是否再列列主次，排在前面的，想法再往细里改改，现在总体上都涂上色了，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个性的强色调不太多。

以上意见，仅供参考，真的，莫太在意，仅供参考而已。

最后再说点别的话。总之，这是一部好小说，我以为，你现在不要考虑能否出版，更不要考虑在那家出版社出版。先按自个的性子改好。象我弄那部纪实《虔诚与疯狂》，就是如此思维的。要考虑出版社的问题，很多内容根本就不敢落笔了。

再补一句，我们都是奔古稀之辈了，你还有这种精神，真是可贵。当年我的《龙族》在咱省某出版社头头办公桌上，放了一年三个月，后来转投，竟入了上海的“小说界文库”。 慢慢改好它，不信我们的出版界，会没有识货的老总！

                       孙涛敬上

                           2015，6，26．

真实的印痕

――读《文革记忆――太工红旗李青山回忆录》随笔

在山西太原的十年“文革”历史中，特别是在“文革”之初，李青山是个响当当的造反派。他是太原工学院群众造反组织红旗一派的主要发起人，也是红联站这个跨行业群众造反组织的主要发起人。无论是太工红旗集中火力炮轰以卫恒、王谦、王大任为代表的中共山西省委，还是高调反对刘格平、张日清、杨承孝们向中共山西省委的夺权，可以说，李青山都是这些大事件的组织者，也是当时一些重要大字报和传单的操刀手。说他是当时的学生造反领袖，名副其实。

当年走上神坛的毛泽东主席，正是发动并依靠全国各地这样的学生造反领袖，掀起了“文革”的高潮。而在官媒当时不断地鼓动下，这些学生领袖们，无一例外地与李青山一样，认定“能在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领导下参加这样一个伟大的反帝反修斗争，感到无尚光荣”！“我们需要行动，需要象北京大学聂元梓他们那样行动，再不行动，就会被革命洪流所抛弃”！这些语言，十分具有当年“文革”的特色，它们又出现在李青山的回忆中，一点也不奇怪。可以想到，“文革”的历史印痕，烙在李青山的心底，至今也不能忘怀，于是，他在写这部自述时，一定又回到了让他难以忘怀的激情燃烧的岁月。正是在这样的回忆中，为我们留下了真实的史料。

这里，我想首先要肯定的，是李青山的坦诚。在他的自述中，体现这种坦诚的，可举出许多例子，试举一个。在山西“文革”后期，曾发生过一件大事，那就是由《三上桃峰》一出戏，引发出江青炮轰谢振华，导致了山西政局的大动荡，陈永贵和王谦开始主政山西，大搞“批谢”。历史已经证明，批《三上桃峰》错了，借批《三上桃峰》引发的批谢运动，更是江青、陈永贵和王谦在山西搞的一个大冤案。当年对江青、陈永贵、王谦这一套，摇旗呐喊紧跟者有之，坚决反对并用各种方式斗争抵制者有之。无论他们当过造反派，还是当过走资派，在我接触过的许多当事人和亲历者中间，再提起历史上这桩公案来，当年的反对者乐得回忆，而紧跟者却往往避而不谈了。李青山当时是坚决支持陈永贵和王谦，坚决支持他们批判谢振华的。并且用大字报，表达了坚定不移支持陈永贵、支持王谦主持省委工作，坚决批判谢振华的政治态度。能真实地写出他当时的政治态度，不故意娇饰和作伪自个在这一历史事件中的思想立场和表现，这种坦诚，可看出李青山的这部自述，目的不是为自已树碑立传，也不是用这部自述为自个洗清什么。他只是想记下曾经的历史，记下曾经的历史中，自个曾经的足迹。由此，我以为，凡关注和研究山西“文革”历史的专家和学者，都可将《文革记忆――太工红旗李青山回忆录》作为一种“文革”亲历者的个例来对待。对于“文革”的研究者，从分析和研究个例入手，也是切入那段历史，分析和研究那段历史的一种角度。

当官方宣布结束“文革”，并将否定“文革”写入全党的决议之后，“文革”的历史，已渐渐有意无意地被官史固化为一些简单的符号了。高层的责任，全推给了林彪和“四人帮”，而在民众中，所有的造反派，几乎都遭到了整肃。甚至在这种历史的固化中，“文革”初期那些鼓吹血统论、大搞破四旧的官办红卫兵们，也与学生中的造反派们被模糊成了一体。当那些官办红卫兵们被免除追责，而另一些当年学生中的造反派们却被整肃后，其心灵深处，对让他们承担起“文革”的责任，就成了一个难解的心结。

近十多年来，我已停止了写那些虚构的长篇小说，一直在收集省城的“文革”史料，为完成记载山西省城十年“文革”原生态历史的纪实作品《虔诚与疯狂》，不断努力。我想，与我，与社会，我的这部书稿，远比我已经出版的那十几部长篇小说重要。在对此书的不断修订中，便结识了一些省城十年“文革”历史中的风云人物。他们是那个年代受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赞赏的革命小将。岁月流逝，当那场大革命结束并被否定后，他们为之喷涌过的激情，便成了心底深深的、永久的印痕。

我想，这难解的心结和永久的印痕，恐怕在李青山的心中，同样并存。只是，他们对这些印痕所做的思考，和对心结的解读，却截然不同。就以李青山等大学生们发起成立的红联站这个组织而论，他们当年的核心领导层中，伴随着“文革”的发展，其思想的发展，就完全不是一种轨迹。以“张赵集团”案来说，涉案的张珉等青年学生们，在“文革”尚未结束时，对“文革”的反思和批判，就已经超越了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我还读过当年红联站的另一位领导人李辅先生所著《所思所忆七十年》一书，他对“文革”的回忆，也显示了一位知识分子在回忆历史中，对自个人生的反思高度。无须责怪李青山在他在这部回忆中，缺失了一些自省意识和批判精神，有些叙述依旧陷于“文革”的语境，做为一些事件的当事人，能留下对事件的真实叙述，已属不易了。同时经历了风雨的同路人，面对雨后的彩虹去写同题诗，对风雨和彩虹的记述大同小异，而认知和感悟却千差万别，存在这种思维和认识的不同，也是正常的。

“文革”初起时，来太原大串联，并参与向山西省委造反的北京农机学院全无敌战斗队的成员陈士镛先生，以高级工程师身份于南方某市退休。在古稀之年给我的一封信中，如是说：“‘文革’，这是一段令人振奋，令人疯狂的历史。一切均由党的伟大领袖亲自发动、党中央决议通过‘文革’，连‘文革’前后都被全党、全国人民拥戴的周恩来总理都身体力行的文化大革命，最终被冠以‘十年浩劫’而彻底否定了。当一切都沉寂下来后，模糊的历史却有意无意地把搅起文化大革命祸水的罪名推到了红卫兵、造反派身上。我问我读高中的孙女，你知道造反派吗？回答很干脆：‘造反派是扰乱社会的坏人。’当我告诉她我也曾经是造反派时，她的眼睛瞪大了，想不到她一向敬重的崇拜的爷爷，竟然也当过造反派——坏人！我问那些青年大学生，回答如出一辙。”

所以，让后人了解“文革”历史，首先要从了解这段历史的真实过程开始。无论是高层的当事人、亲历者的回忆，还是平民草根中当事人、亲历者的回忆，都是有意义的。只有无数历史的真实碎片，才可能缀成曾有过的真实历史。历史的发展从来都有延续性，正如风雨和彩虹，有过多的关联，有因果关系，却又不是同一形态。在历史的进程中，无论是参与者，还是日后的评价者，常有一种现象，那就是昔日之是，可能变成今日之非，今日之是，有的就是昔日之非。对于当事人回忆自个经历的历史，判断其有无价值的前提，是能否以坦诚的心态记述，不作伪，不矫饰。只有让读者回到真实的历史坏境之中，他们对于历史中每一个人的作为、功过、才会做出属于后人的判断。为统治者掩盖和割断历史的宣传，是历朝历代官方史官的通病。所以，历史研究者们，往往参照民间信史去剖析官史的真伪，主要原因，就是被官史的那种通病所逼。比如前面提到的那位陈士镛先生，如果他的孙女听他讲述一下他的故事，她的爷爷当年扮演的是好人角色？还是坏人面孔？何以会成为那样的角色和那样的面孔？在孙女心中，才会自有她们这代人一种新的认识和判断的。所以，将亲历过的历史，真实地告诉后人，是每一个历史亲历者的责任。

民族的前进离不开民族的反思。让不同的认识并存，是人类思想得以发展的基础。任何统治者，想用一种思想统治国家和民族，都是注定行不通的。李青山完成了他的自述，对“文革”得出了他现在的认识。虽然他的一些认识和观点，我并不同意，却赞赏他对当年历史中自个有过的言行，做坦诚回忆的这种态度。

以上随笔，仅供李青山先生和读到他自述的读者朋友们参考。

【１６１】王谦在太原铁路局被揪斗（修訂稿）

(博主按；對一些史料又做了些增刪，再發博上請朋友們指正)

需要先说说太原铁路局的建制演变。

１９４９年６月７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委铁道部，将同蒲铁路管理局与石家庄铁路管理局合并，成立了太原铁路管理局。

１９５０年８月，国务院接收军委铁道部，太原铁路管理局下属太原、临汾、石家庄三个铁路分局。

１９５１年８月，国务院铁道部将天津铁路管理局和太原铁路管理局合并为天津铁路管理局，下属天津、北京、张家口、石家庄、太原、临汾六个铁路分局。

１９５３年１月，铁道部再次成立太原铁路管理局，下属太原、大同、临汾三个铁路分局。

１９６３年２月，铁道部撤销太原铁路局，在山西境内设太原、大同两个铁路局。

１９６９年月１２月铁道部和交通部合并为交通部，决定成立太原铁路局，下属太原、大同、临汾三个铁路分局和一个工程总队。后铁道部恢复，太原铁路局下属太原、大同、临汾三个铁路分局的建制未变，而下属工程总队改为基建处。到了１９７６年，依旧是这种建制。了解了这些历史，在下面的叙述中，关于太原铁路局和太原铁路分局的称呼，读者就会理解了。

再说说太原铁路分局两派的简况。

１９６６年“文革”初起，太原铁路分局也出现了两派群众组织。一派为太铁红旗造反兵团，简称太铁红旗；一派为红色铁路造反总指挥部，简称红铁总。在省城的“文革”演变中，太铁红旗最早是红联站的部队，在七月会议后，加入了山西革命造反兵团，而红铁总则加入了红总站。

太铁红旗的司令，是一位工人师傅，叫陈德才。政委是太铁分局南机务段工会副主席张安邦；副政委是太铁分局工会的宣传指导员王弼现。他两人是干部，也就成了太铁红旗主事的领导人。而红铁总的领导人，是太铁分局的一位列车长周万喜。他们都是“文革”中响应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组织队伍，参加“文革”，根子正，出身好的年轻工人和年轻干部，也都是共产党员。由于太原铁路局的机关就设在太原，局机关的干部和职工，也分别参与了分局的这两大派群众造反组织。

１９６８年９月，太原铁路分局在６９军派驻军管会首长的带领下，实现了两派大联合，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军管会的部队首长，是革委会主任。在这个班子里，张安邦和周万喜作为两派的代表人物，都是副主任。那位太铁红旗的司令陈德才，因为是一线工人，没有进入革委会领导班子。太铁红旗的副政委王弼现，由于文化水平较高，说说写写都行，先进入太原铁路局革委会工作，１９７３年３月，他被省委任命为太原铁路局革委会副主任、党委常委，张安邦则被任命为太原铁路分局党委副书记、革委会主任。

那么，原红铁总推出参加大联合政权、出任了太原铁路分局革委会的副主任周万喜呢，这时非但没有升官，还蹲进了监狱。原因是１９６９年谢振华负责在山西全境贯彻落实党中央的《七二三布告》时，驻太原铁路局和太原铁路分局的军管会查明，在两派的一次武斗中，太铁红旗的一名成员、通讯工段的工人宋锦，是被红铁总一派的武斗人员打死的。直接凶手被判死刑，周万喜作为红铁总的负责人，负有领导责任，被判处５年徒刑。到了１９７４年，谢振华被江青炮轰，陈永贵和王谦主持批谢时，周万喜一案，被列为谢振华制造的冤假错案，这一年的８月，周万喜被平反，提前出狱。

周万喜将被如何安排工作呢？太原铁路局党委和革委会，要让他当工人。且不说这种安排合适不合适，问题是中共山西省委在１９７５年３月下发了一个晋发２２号文件《对周万喜处理的批复》，明确了“周万喜的工作，由太原铁路局分配做工人工作”。也就是说，在太原铁路局和太原铁路分局的权力布局中，周万喜将由此出局。

现在需要提及著名的１９７５年中央９号文件了。１９７５年３月５日中共中央下发了９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时任铁道部部长的万里，开始大力整顿全国铁路系统。９号文件的第四条规定：“对于少数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干部和头头，应及时调离，不应久拖不决，防碍大局。”但是，什么才算“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干部和头头”呢？在各地的确认和执行中，就会有各地的思路和标准。

山西正在批谢振华的流毒，谢振华主持山西省委工作时安排的一些干部，自然也就归入了“流毒”的范围。在山西省委、太原铁路局党委和铁道部驻太原铁路局工作组合力对太原铁路局的整顿中，有一些干部被定为“调离干部”，王弼现和张安邦均在此列。而平反出狱的周万喜呢，则要求重新分配工作，认为被安排工人是错误的，是谢振华路线对自个的迫害。

且放下省城太原，再说说大同铁路分局的情况。时任大同市委书记的赵力之，在其《赵力之自述》（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７月版）一书中，有如下记述：

１９７６年，北京、上海、天津煤炭告急，４月２４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纪登奎亲自给我打电话，要求大同救急，保证煤炭运输，特别是京、津、沪的用煤。他说：“老赵你要千方百计地想尽一切办法，把大同的煤炭运出来，无论如何要保证京、津、沪的用煤，假如国庆节总理举行招待会，电灯突然灭了，怎么办？这是关系到国际影响的大事啊！”当晚，市委在大同铁路分局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吸收分局党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参加，及时进行传达部署，研究贯彻执行措施。会后，分局党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除留一人在局机关主持日常工作外，其余分三个组带领机关工作人员下到口泉站、大同站、机务段蹲点。……

我们进入分局蹲点的市委领导同志，首先是帮助分局党委解决领导班子的团结问题。在那个年头，“四人帮”到处插手，铁道部门是被干扰破坏的重灾区。他们煽动派性，挑拨新、老干部之间的团结，使分局分成两大派，一派支持党委书记，另一派支持党委副书记、革委会主任。我们经过耐心的思想政治教育，说服他们各自多做自我批评，广泛开展谈心活动，求大同，存小异，顾大局，识大体，各自多做支持自己那一派的工作。经过整顿，运输秩序有了明显好转，运量有了显著提高。担负外运主要任务的口泉站，平均日装车由四月份的７５９车，到六月份提高到８８６车，到９月份便把大同煤矿积存的１００万吨煤全部突击运出去了。为此，铁道部向大同市授旗予以表彰，时任部长的万里同志表示感谢，省委要市委汇报，我们较为客观地进行了总结。之后，省委把大同市委的做法报告了中央。中央肯定了大同解决这个问题的做法。中央办公厅同志电话通知我去一下。我到北京后，袁木同志约见了我，把预先已排好的文件大样（中共中央转发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大同铁路分局的情况报告》）让我看。文件内容加进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内容，我看后没有提什么意见。袁木同志说，如果没有什么意见，就请你签字，然后我们就送审以党中央文件下发了。于是我便签了字。我从北京回到太原后，立即向王谦同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报告了这一情况。１９７６年６月２６日，经毛主席圈阅的中央（１９７６）１２号文件转发了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大同铁路分局的情况报告》。正式接到中央文件后，省委和大同市委都进行了传达贯彻。

实实在在地讲，当时大同市委的报告，原本没有提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不是我们觉悟高，认识到“批邓、反右”是错误的，更不会预料到后来会全面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实实在在地讲，我们在大同铁路分局蹲点期间主要是认真耐心地做两派的政治思想工作，说服他们顾全大局，团结合作搞好煤炭外运，保证京、津、沪的需要。同时特别注重了恢复铁路运输的正常管理秩序和规章制度的执行，而不是靠什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做工作，促进运输的。但是那时的形势又只能违心地说话办事，因此，我没有提任何意见，便签了字。

赵力之的这种回忆，是实在话。从中也可以看到，在总结工作成绩时，那种上纲上线，务虚第一的写报告方法源头所在。在太原铁路局和太原铁路分局，正是由于务实不足，没有认真做好两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工作，结果导致了一次大的事件。

１９７６年７月中旬，王谦亲自坐镇大同，主持召开学习贯彻中央１２号文件精神的大会。太原铁路局和下属分局的各级主要干部都参加了大会。大会高唱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调子，经过４９天的学习讨论后，于８月２１日结束，形成了一个会议纪要。太原铁路局的党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王弼现，太原铁路分局的党委副书记、革委会主任张安邦都参加了会议。

前面提到，此二人已经成了“调离干部”，怎么又来开会呢？原来，王弼现与张安邦等几位被调离的路局和分局的干部，在１９７６年春天，去了北京上访。经铁道部万里部长过问，又经铁道部和山西省委沟通，两家达成共识，让他们回来继续担任原职务，在原先的岗位上搞好本职工作。会议快结束时，省委和太原市委、太原铁路局党委又达成共识，让周万喜官复原职，重新担任太原铁路分局的革委会副主任。问题是，有关领导还没有做好两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工作，这消息就被走露了。

按说，下级对上级任命的干部，有不同意见，可以反映，甚至可以越级反映，但“文革”思绪依旧在一些干部和群众中盛行。一场要阻止任命周万喜职务的密谋开始了。太原铁路局政治部干事张金高、太原铁路局保卫科代理副科长种志远、太原铁路局公安处办公室副主任程子和、太原铁路局工程处技术员陈岳秋等人，组织人马，决定阻止对周万喜的任命。

８月２３日，太原铁路局党委要在太铁俱乐部召开贯彻大同会议的大会，并邀请省委第一书记王谦和市委第一书记黄志刚、副书记马杰等领导参会。而张金高等人也决定，在大会开始前，揪斗局党委书记谢治国等局级领导，以阻止对周万喜的任命。

这个计划，果然成功了。大会尚未开始，早已组织安排好的一群工人，就将太原铁路局党委书记谢治国等领导在机关拦截住，拉到早已准备好的大卡车上，开始游街批斗。王弼现和张安邦等其他领导到了会场，见到坐在俱乐部贵宾室的，只有王谦一位领导。原来，市委第一书记黄志刚在路上听到会场有变，小车掉头而去。副书记马杰的车被拦下，人被截走。王谦真算得上是条硬汉，路局、分局到会的其他领导请他离开，以避免发生意外，他却安坐不动，并指示让王弼现等人坐上他的小车，去阻止游斗谢治国等领导的行为。王弼现等人便钻进王谦的专车，去追赶游斗谢治国等领导干部的队伍。他们果然追上了游斗谢治国等领导干部的队伍。但不仅没有拦住队伍，下车劝说的王弼现面对被极左思潮煽动起来的工人们，反而被骂为叛徒并遭到了欧打。

在得知王谦到了会场贵宾室后，张金高、种志远、程子和、陈岳秋一干主要组织者紧急商议，陈岳秋提出要揪斗王谦。虽有不同意见，但陈岳秋却坚持干下去。他带人返回太铁俱乐部，将王谦绑架到一辆早已备好的邮政闷子车内，等车开出了太铁俱乐部，又将王谦架到了一辆大卡车上，开始沿街游斗。

其时在省委办公厅工作的侯光天在其《岁月浪花》一书中，回忆了当时的情形：

当车进行到府东街省委大门口时，我们得知消息赶了出去。看到这种局面，我立即冲到卡车前，与他们交涉，给王谦同志摘掉牌子，并让王谦同志坐下，结果被他们拒绝，并将我强行推走。当游斗结束后，受史怀壁同志委派，我和周贵同志将王谦书记送到晋祠２７６医院检查休养。

可怜这位从“文革”开始，就被斗了一次又一次的原山西省委第二书记、在江青“炮轰谢振华”后，紧跟江青和陈永贵批判谢振华的现任省委第一把手，这一回，又被基层的造反派们揪斗和游街了。

陈岳秋策划揪斗王谦，临行动前，给王大壮打去一个电话。此时的王大壮，早已分配了工作，在太原市建工局上班。他已经不再是山西省建筑专科学校兵团的领导、身挎盒子枪的王司令了，接到陈岳秋电话，连声说现在早过了揪斗当权派的年头，劝陈岳秋不可一时冲动。对方听不进去，撂下了电话。王大壮急忙骑上一辆摩托车，赶往出事现场。眼前的局面，他已经无法控制。只见一伙工人已将王谦架到了一辆大卡车上，开始出发游街。陈岳秋的手下有人认识王大壮，二话不说，就将一个写着副总指挥的条子，贴到了他的摩托车后架上。仅就此事，王大壮可能日后还住不进大狱，毕竟他赶到现场时，陈岳秋组织的行动已经开始，说是想阻止，他没有能阻止上，说是当上副总指挥参与指挥了，他也没有能指挥上。问题是王大壮和陈岳秋，算得上是“文革”初期就结识的战友，是弟兄。事后公安机关要按中央和省委指示，抓捕这一事件的策划人，陈岳秋又偷偷去找王大壮，王大壮又偷偷送他离开了太原。待日后省公安厅在全国通缉陈岳秋，陈岳秋在南方某地向当地公安机关自首后，王大壮也就因协助其偷跑，被关进了大狱。

得到王谦被揪斗和游街的消息后，在太原市北郊区做副书记的刘灏，虽然事前不知道这件事，但他为昔日兵团的部下今日雄风犹在，着实心中有点高兴，你王谦跟上江青和陈永贵整倒了谢振华，想不到你也有今天！但转念又想，今非昔比，眼下中央正在搞铁路系统的整顿呢，揪斗领导干部，肯定不符合大方向。他很担心这件事，会不会又引出什么其他恶果来。

果然，省委向中央报告了整个事件的过程后，中央立即指示要严肃处理这一严重事件。

我收集到一份中共中央１９７６年８月２６日给山西省委的电话通知件，注明是“根据录音整理”，大约是当时省委印发至有关党委、部门向党员和干部众传达的依据，全文如下：

山西省委：

据了解，８月２３日下午，太原铁路局召开贯彻中央（１９７６）１２、１３号文件，学习大同经验汇报会议的时候，陈岳秋等个别坏人蒙蔽和煽动少数人，挑起了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打、砸、抢事件，绑架、打伤省委第一书记王谦和太原铁路局党委书记谢治国，常委、革委会副主任王弼现等同志，破坏中央（１９７６）１２、１３号文件的贯彻执行。中央要求你们立即严肃处理这一事件。

一、省委贯彻（１９７６）１２号文件，解决太原铁路局的问题是正确的，必须继续认真把这项工作做好。

二、任何人不准冲击铁路，对反革命、对打砸抢者必须实行镇压。对陈岳秋、梁永智等几个打人凶手，要立即逮捕法办。被揪走的太原市副书记马杰同志，要责令他们立即送回。任何人不准以任何借口非法抓人、扣人。

三、省委要继续领导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以阶级斗争为纲，集中火力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这个总目标下，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团结起来，抓革命，促生产，发展大好形势。

四、各级领导干部要坚守工作岗位，站在运动的前列，带头学习，带头揭发，带头批判。有错误的同志，要同广大干部和群众一起学习，一起批邓，转好弯子。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要充许犯错误，充许改正错误，有错误就改，改了就好，不能揪住不放。

五、任何人不准串连，不准拉山头，不准搞战斗队，不准冲击、占据党政领导机关。现在占据省委机关的人，要立即退出，回到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

　　　　　　　　中共中央

　　　　　　　　　　　１９７６年８月２６日

　　　　　　　　　　　　　　（根据录音整理）

根据中央这个电话通知，中共山西省委遂于８月２７日上午，举行广播大会，贯彻中央指示，并责成公安机关，逮捕了这一事件的一批策划者、指挥者和打人凶手。在被逮捕的这些人中，还有王弼现和张安邦，他俩的罪名，是“８月２３日事件的幕后操纵者”。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２７日，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７８）法刑字第３３号刑事判决书，判定王弼现、张安邦为８月２３日事件的幕后操纵者。王弼现被判无期徒刑，张安邦被判有期徒刑２０年。

其余张金高、种志远、程子和、陈岳秋等２２人，分别给予了判刑和免于刑事处分。其中，张金高、种志远二人被判无期徒刑，程子和与陈岳秋二人被判有期徒刑２０年。

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１５日，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纠正了此案，下达（８０）晋法刑一上字第４４号刑事判决书，其中第二条判处程子和、种志远各有期徒刑５年；判处张金高、陈岳秋各有期徒刑４年。第四条宣告王弼现、张安邦等１５人无罪。

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时间，是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２７日。其时，正是王谦以省委第一书记之权势，在山西大搞倒清查，划大线，切西瓜，灸手可热之时。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时间，是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１５日。其时，中央已任命霍士廉取代王谦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王谦免去山西的职务回京等待重新分配工作。

被法律宣告无罪后走出大狱的王弼现和张安邦，还是因为有“文革”中造反组织领袖的身份，被调离山西。周万喜在太原铁路分局革委会副主任位子上干了几年后，被调到榆次站当了站长。

发生在太原的这次揪斗王谦事件，是中国“文革”进程中，省委第一书记被群众揪斗的最后一例。那些组织者和参与者，曾经是红联站的战士，后来也当过兵团的战士，虽然他们这次行动，只是本系统一些人组织的一次造反行动，但他们用“文革”初期的方式造反，足见“文革”思维在群众中的流毒。而当局硬要把这笔账，算在早已解体的红联站和兵团的原领袖们头上，将王弼现、张安邦投入大狱，判处重刑，还要将段立生、刘灏、宋捷等怀疑为更大的后台，反复审查，也足见王谦这样的老干部们，运用起“文革”中的整人手段来，比造反派们要娴熟的多。

【１６２】五中井冈山与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修订稿）

太原红卫兵纠察队和山西红卫兵团，虽然在太原五中也有下属成员，但在五中将红色恐怖掀起高潮的，还是五中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当刘灏的井冈山造反兵团在学校渐渐坐大时，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５日，该校又开大会成立了官办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当时，从北京二十六中来的三名红卫兵蒋战生、郑晋华、金嘉纳，到太原五中串连，策划组建起这个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党总支表态支持，提供钱印传单、做袖章。黑五类子女被排除在外，刘灏和他的井冈山造反兵团，也被排除在外。他们将太原五中改名为太原红卫第一中学，并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致全校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和革命烈士子弟的公开信》。五中一些小组织中的红五类学生，以初中生居多，纷纷参加了这个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给全校师生的公开信如下。从这些当年的传单上，我们依旧可以嗅出当时学生们的那种虔诚与疯狂。

亲爱的阶级战友们：

在我们最最敬爱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的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和革命烈士子弟，眼光最敏锐，旗帜最鲜明，斗争最勇敢，革命最坚决。因为我们是劳动人民的儿子，是党的亲生女儿，我们是在革命大家庭中生，在五星红旗下成长壮大起来的。党和毛主席非常关心我们，对我们寄有无限希望。

我们的父兄是紧紧跟随党中央、毛主席爬雪山、过草地、浴血奋战，出生入死，从敌人的枪林弹雨中闯出来的，我们对党和毛主席最热爱，最忠诚，我们的心中只有革命二字。我们每个细胞里，每一根血管里，都沸腾着我们父兄的革命热血。我们没有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没有忘记阶级仇，我们没有忘记敌人在我们父兄身上留下的伤巴、（孙涛注：巴为疤之误，原文即此）鞭痕；我们没有忘记我们的父兄坐穿了铁牢，坐碎了老虎登（孙涛注：登为凳之误，原文即此）和洒在万水千山上的血迹；我们没有忘记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在水深火热中生活。我们一定要保住我们革命前辈打下的江山，夺得无产阶级专政的大权，党中央和毛主席亲手交给我们的大权，一定要握得紧紧的，掌得牢牢的，谁敢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谁敢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反对谁，坚决反到底。

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我们为了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一斗二批三改三大革命任务，共同紧紧团结在党中央毛主席周围，一起战斗。

亲爱的战友们，我们热烈地欢迎你们参加自己的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誓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泽东主义。让我们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肩并肩，手携手，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在毛主席新开辟的航道上前进！前进！！前进！！！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太原红卫第一中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５日

成立大会上，北京来的三位红卫兵代表，登台表示加入五中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其中一人，激情宣读了对五中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贺词，其他两人，将早已印好的贺词传单当场散发。贺词如下：

红卫一中全体红卫兵战友们：

这是一个大喜的日子，因为今天红卫兵在你们学校诞生了！我们以红卫一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战士的名义向你们亲密的战友们表示衷心的祝贺！伟大领袖毛主席把无限殷切的期望寄寄托在我们身上，把未来的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重担寄托在我们身上，毛主席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年轻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象早晨八九点钟的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我们是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我们是革命的后代。是红五类的子孙，我们的血管里奔流着革命的血液，我们决心永远跟着毛主席，燃起向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造反的熊熊烈火，大立起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一句话，大立起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永远跟着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最伟大的统帅，最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刀山敢上，火海敢过，敢造反，反到底！永远跟着毛主席闹一辈子革命！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举更高举，坚决完成党中央和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一斗二批三改的伟大战斗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砸烂旧世界，建设新未来！

让我们在伟大的毛泽东主义的光辉照耀下，一切愿意革命的人们团结起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让我们永远记住毛主席的教导：“成千上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红卫一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战士：蒋战生、郑晋华、金嘉纳

　　　　　　　　　　　　　　　　　　８月２５日

在当时的形势下，仍在艰难维持工作的五中党总支，不得不支持北京来的红卫兵到五中串连，并支持五中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开成立大会，散发传单，将五中更名为太原红卫第一中。但令党总支书记王振东想不到的，是这些红卫兵们除了要破四旧和鼓吹血统论外，将他也打成了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就在这个成立大会上，五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代表登台发言，那真是杀气腾腾。这讲话也印好了传单当场散发，为后人留下了历史记录。摘抄一段如下：

红卫兵是无产阶级的造反队，红卫兵战士要敢想、敢说、敢闯、敢革命、一句话就是敢造反。修正主义统治学校已经十七年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我们一定要造资产阶级的反，造修正主义的反，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个乱乱的，越乱越好；对于我校以王振东为首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我们就要大反特反！一反到底，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

资产阶级的右派先生们，我们这群造反之众，有领导，有武器，有组织，来头不小，声势浩大，切不可等闲视之。

我们的领导是伟大的党中央和毛主席！

我们的武器是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我们的组织是彻底革命的红卫兵！

撼山易，撼红卫兵难！

传单纸早已发黄。这种口号式的行文风格和形式，也早已淘汰。但后人却可以从这些文字中，看到当时学生们虔诚的心态，和疯狂的举动。

如果说，以前五中有学生们批判老师，还停留在大字报的漫骂上，现在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们，则要施展拳脚和皮带了。钱仁泽、任佩、唐希禹、马复兴、马茂德、程权、蒋彦和、张国瑞、沈其晏等一批教师，首先被这些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践踏在脚下。

先讲讲钱仁泽老师的故事。这位老师的父亲是南京政府的钱大均上将。钱大均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毕业，曾任黄埔军校代总教官。抗日战争中，曾任南京政府军政部政务次长。抗战胜利后，一直在南京政府任军政要职，１９４９年随蒋介石去了台湾。在台湾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历史上曾被称为蒋介石的八大金刚之一。钱大均撤台前，要安排他的长子钱仁泽一道同行，但钱仁泽拒绝父意，坚持留在大陆要为新中国服务。他代的物理课，很受学生们欢迎。为了统战工作，国家有关部门通过五中党总支，让钱仁泽每个月给台湾的父亲写一封信。大陆和台湾那时不通邮，先邮海外再转台湾的转信人，都是有关部门安排好的。这些信写思念之情，更要写家乡变化，宣传党的政策等等。这分明是在为党和国家工作，钱老师有时便大意了，让传达室的传达员代邮。加上父亲偶尔回信，也要先由五中传达室代收。原本秘密的事，便得到一些公开。在那个怀疑一切的年代，有人就顺理成章的推理出来了，一个胆敢常常给台湾的反动老子写信的人，岂不是国民党的孝子贤孙？岂不是台湾蒋帮安排在大陆的大特务？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中的一些初中生，将钱仁泽老师揪到主楼前一顿毒打。除了拳脚，还用上铜扣皮带和铁锹柄，打得他口吐鲜血，连喊绕命。这时刘灏带着他的井冈山人马赶到，驱散了这些初中红卫兵，将钱老师扶起。到了井冈山的地盘，刘灏问钱老师挨打原因，钱老师才说出自个给在台的父亲写信的原委。钱仁泽晚年向我回忆起这事，依旧心有余悸，说要不是刘灏那些井冈山的高三学生出面救了他，那一次注定要被打死了。

９月初，五中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们，在主楼墙根上，贴出了“红色恐怖万岁”的大字报。而这时，刘灏正与井冈山的同伴们，还有六中３２１１１公社的战友们，一道策划支持袁振翻案的大事呢。９月１０日，在市委大礼堂，他们果然办成了此事。（此事将在本章第９节中详述）到了９月１２日，五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大迫害达到高潮。２０多名所谓的牛鬼蛇神被集中到主楼前，那些红卫兵给他们挂牌子、剃阴阳头、先欧打、再去抄家，折腾了一天，晚上又将他们集中关押在学校澡堂，继续殴打。刘灏晚上带人来到学校澡堂，先让他的战友进去看看，有没有他们的老师。听说教他们政治的沈其晏老师也在里面时，刘灏让他的战友进去“勒令”其出来。他叫了一声沈老师，说：“你回家去吧。”刘灏敢于自作主张“解放”自个的老师，就因为他也是红五类，身后还有一个井冈山组织。

刘灏和他的井冈山组织，一直不承认五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对五中的改名。再往后，当刘灏又拉起山西革命造反兵团这个跨行业的大组织以后，五中那些受迫害的教师们，也组建起井冈山教工支队，投奔了刘灏。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渐渐式微，继而散伙，许多人也就参加了兵团。

对太原五中的这些剖析，是想说明，一般来讲，官办红卫兵以赤裸裸的血统论为标准，而群众造反组织却不拿出身作为标准；官办红卫兵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打砸文物为造反宗旨，以欺凌黑五类、制造红色恐怖为乐事，而群众造反组织以走资派为造反目标，极力批判打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一步发展成武斗和夺权；官办红卫兵的领袖们，都是红五类出身，其中各级领导干部的子女们众多，“文革”结束后，他们都没有受到清算，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的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女生宋彬彬便是代表，而群众造反组织的领导们，虽然出身也多以红五类为主，却大都受到了清查整肃。

                                                 【１６３】兩個歷史文件

１９６７年一月十二日山西省委被奪權，为了让今天的读者重温毛澤東主席和党中央当时的态度，现将兩個歷史文件追述一下。第一個是《人民日报》社论，全文照录：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平地又是一声春雷，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支持下，山西省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和代表们，联合起来，把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窃取的种种大权夺回来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在山西省重新掌了大印，当家作主了！

这是继上海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胜利以后，在一个省的范围内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斗争的伟大胜利，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新的伟大胜利。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压迫最重，哪里就反抗最烈。山西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长期以来，上下勾结，结党营私，企图把山西变成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独立王国。在这次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更是变本加厉，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阴一面，阳一面，表面上高唱“检讨检讨”、“认罪认罪”，暗地里却刮阴风，放暗箭，处心积虑围剿革命派。最近，当他们陷入广大革命群众的层层包围之中，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就狗急跳墙，使出了更加阴险狡猾的手段――反革命经济主义，企图以此挽救他们彻底灭亡的命运。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一批蠢人。他们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归根结底，只能促进人民的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山西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这样一些蠢人，他们对革命派的疯狂围攻和反扑，正是掘下了埋葬自己的坟墓。山西无产阶革命造反派起来造他们的反了，罢了他们的官，夺了他们的权，这真是好得很！好得很！！就是好得很！！！

山西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在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中，善于作阶级分析，善于掌握毛主席的策略思想，不断发现和壮大左派队伍。他们不但把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军人、革命知识分子中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而且把领导机关中那些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的领导干部也联合起来，组成了更加广泛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

山西省内的革命领导干部，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生死决斗的紧要关头，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同革命的工人、农民和革命的学生团结一致，上下结合、内外夹攻，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全面的总攻击。

山西省军区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坚决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毫不含糊地、全心全意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起来夺权，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山西省的革命造反派，为全国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夺权斗争创造了新的经验。山西省委内革命的领导干部，为全国革命的领导干部做出了良好的榜样。山西省军区的人民解放军部队，为全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树立了鲜红的旗帜。

山西省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一切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一切革命的同志，都应该热情支持他们的夺权斗争，大力宣传他们的夺权斗争，积极参加他们的夺权斗争，认真学习他们的夺权斗争经验。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的态度。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面前，站在后面指手划脚是错误的，站在旁边冷眼观望也是错误的。

革命的造反者们，革命的同志们，革命的干部们，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们，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联合起来！

学习上海市和山西省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革命造反精神，向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全面的夺权斗争！

敌人不投降，就叫它彻底灭亡！

可以想象，当时山西各界人士学习《人民日报》这篇社论时的不同心情。对照形势，对照自己，不同的人都在转弯子，自觉地，努力地要与毛主席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紧跟刘格平夺权的组织，从头头到小卒，捧着这篇社论热泪盈眶；反对刘格平夺权的组织，也开始一边高喊支持刘格平和杨承孝的总指挥部，一边朝着各种目标去夺权了。

晚上听了广播，白天又看到了报纸，而且是看了好几遍，原本还想要去反夺权的兵团司令刘灏的脑袋瓜子疼了，也怕了。当时有一首红卫兵们人人会唱的歌，主词就是“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新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这是那个年代年轻人们深入骨髓的一种信念。此时再不听毛主席的话，再不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再不跟上党中央的步伐走，岂不是要犯大错误了？刘灏以最快的速度，与“汤高参”一道，做出了转弯子的表态，兵团的大标语不到一天就刷满了省城的大街小巷：坚决支持１·１２夺权！坚决支持刘格平同志！坚决支持工人阶级杨成效！誓与决死纵队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刘灏暗自庆幸天不灭曹，却又由不得暗暗感叹：政治斗争真他妈的凶险！

再说七一公社的李辅。他听了这个广播，首先想到的，是不能再反对新政权了。于是将七一公社“夺权”夺来的那枚中共山西省委的大印，交到了刘格平那个山西省党的核心小组办公室。

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到，“文革”中各派群众组织的所谓观点，不过是一种对更高权力的盲从和奴从，转弯子是“文革”中各派的拿手好戏，甭说群众组织的各种头头了，那些站出来革命造反的领导干部们，不也常常以能主动转弯子为自豪吗？在山西这场夺权与反夺权的争斗中，刘灏虽说不是战功卓著，却也没有沦落为历史的罪人。以刘格平为核心的山西新政权，成了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的成果，杨承孝的大名威震全国和三晋大地，山西所有的群众组织，不得不一致接受党中央这最后的圣裁。刘格平的那个党的核心小组，和杨承孝的那个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再次对红联站的那些夺权行为进行反夺权的斗争了。他们派出大批人马，组成造反夺权工作队，对被红联站夺了权的省直部门和各个地市，进行了“再次夺权”。如山西日报社，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太原电信局这些要害部门的党、政、财、文大权，又被刘格平从红联站的手里夺了回来。当时的山西全省，怎一个乱字了得！

现在，我们再转引一份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５日，由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全体革命造反派的名义，发往北京的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全文，从中，可看出那个时代造反派们那种虔诚的疯狂。

全文如下：

最最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我们是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全体革命造反派，向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致以最崇高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

当我们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我们总指挥部的第一号通告和看到人民日报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的时候，我们的心情万分激动，这是您对我们最大的关怀，最大的鼓舞，最大的支持，最大的鞭策。是在您老人家的伟大思想指引下，我们山西革命造反派，从山西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组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手中把大权夺过来了！我们纵情高呼一千遍一万遍毛主席万岁，也呼不尽我们对您无限热爱的心情；我们纵然高唱一千遍一万遍《东方红》，也唱不完我们永远跟着您闹革命的决心。

山西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组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秉承他们黑司令的旨意，为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长期以来，把山西搞成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他们打击、迫害革命干部、革命群众，残酷地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紧跟他们的黑司令，更加变本加厉，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运动，围剿革命造反派。最近，又抛出经济主义这个破烂武器，对抗您老人家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企图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在您老人家光辉思想指引下，在您老人家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山西省革命造反派，实行了大联合，团结广大革命群众，给他们迎头痛击，粉碎了他们的反革命围剿，击败了他们经济主义的腐蚀，坚决执行您的革命路线，坚决贯彻您的“抓革命，促生产”的英明指示，打退了他们的反扑，出现了新的革命大好形势。我们工人、农民、学生、干部的革命造反派高举您的旗帜，和领导干部中的革命造反派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在山西军区的全力支持下，夺了他们的权，专了他们的政，成立了山西省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回忆这个幼苗刚出土时，阴风恶雨阵阵袭来，阶级敌人的黑手伸向了这株初萌的幼苗。阶级敌人极端害怕我们革命造反派和革命领导干部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就极力混淆领导干部中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攻击我们是被机会主义控制的“黑组织”。阶级敌人极端害怕我们革命造反派和人民解放军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就拿出什么“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法宝，攻击我们成了“宗派主义”斗争和“反革命复辟”的工具。但是我们坚信，革命的领导干部和我们共同战斗完全符合您对他们的教导：“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我们坚信，人民解放军站在我们革命造反派一边也完全符合您对他们的教导：“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唯一的宗旨。”当我们学习了您的指示以后，心更红了，眼更亮了，我们更加坚定了我们的信念：我们的行动是完全符合您的思想的，我们一定高举起联合的大旗，高举起夺权的大旗，勇敢地迎接斗争的暴风雨，您那金光闪闪的宝书告诉我们：未来是属于我们的！

毛主席呀毛主席，是您老人家指引我们拨开了迷雾，看准了方向，站稳了脚跟。每当想起这一切，叫我们怎能不一次再一次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怎能不一遍又一遍地高唱《东方红》！我们深深地懂得，您老人家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斗争，我们正做着前人未做过的事业，我们有着不可动摇的信念：有您老人家在前面引路，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就能荡涤一切污泥浊水，扫尽一切害人虫！用我们的铁拳，打出一个红彤彤的共产主义的新山西！新中国！新世界！

最后，我们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全体革命造反派最最衷心地祝愿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面对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刘格平和杨承孝，刘灏再不敢想向刘格平和杨承孝们反夺权的事了。此刻，他不能不和他们一样具体来表示对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一番忠心。在北京赴晋造反大队的大学生们为刘格平和杨承孝炮制的这份致敬电文稿上，刘灏也工工整整地也签上了自己的姓名。

２月１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出了《第二号通告》，此通告堂而皇之地刊发于１９６７年２月３日的《山西日报》上，号召全省人民在全省范围内展开夺权斗争。２月７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出了《第三号通告》，此通告也堂而皇之地刊发于１９６７年２月８日的《山西日报》上，号召全省农村的广大贫下中农行动起来，展开大联合，大造反，大夺权斗争。

有《人民日報》和《山西日报》上如此導向，在民众心里，那可全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声音呀！山西各级党组织岂能不听？全省各条战线岂能不乱？

【１６４】群众组织和领导干部之间的关系（最新修订稿）                         

研究“文革“历史，不能不正视群众组织的发展和消失的过程。“文革”中的群众组织，表面上看，是一种独立的社团，但实际上，各种群众组织又和深陷于“文革”泥淖中的党内领导干部们，有着密切的关系。群众组织的一些政治诉求，代表了一些党内领导干部的政治诉求，党内领导干部的一些政治诉求，又要通过群众组织来实现。特别是随着运动的发展，社会上多如牛毛的群众组织经过组合发展，形成了大的派别以后，这种特点就更为明显了。

我们具体分析一下。

在山西，官办红卫兵组织，是省委直接领导下的群众组织。其领袖刘普德是省委树起来的学毛著标兵。１９６６年９月１５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广场第三次接见全国赴京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小将时，刘普德是由华北局推荐，站在最高领袖身边的全国革命师生和红卫兵的代表。在当时的山西省委看来，刘普德是可靠的革命小将。可以这样说，山西省委要领导好文化大革命，就是想倚靠刘普德领导下的这类群众组织。

群众自发成立的群众组织，如工人联合会，因为其口号和行动都是支持省委的，认定以卫、王、王为首的省委是革命的，要在省委领导下搞好山西的文化大革命，他们的领袖张志安和省委领导们，也建立了很好的个人关系。

刘灏、宋捷等学生领袖们领导的山西革命造反兵团，起初向省委造反的目的是要为袁振翻案，所以这个组织和袁振的联系密切，对立面组织将他们骂为袁家军，也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个组织从诞生到消失，其活动一直和袁振的政治活动有关，而袁振也正是通过这个组织，实现了翻案的目的。

红总站的实际掌门人是刘格平的夫人丁磊，红总站的发起人之一黄锐庵从组建省人委办公厅东风兵团开始，就是刘格平家中的座上客。刘格平夺权成功后将黄锐庵任命为省革委办公厅副主任，结成了领导干部和群众组织领袖新的政治同盟。红总站和另一位发起人郝庭云，当年是英武帅气、浓眉大眼的帅小伙，人聪明，办事有胆识，很得刘格平和丁磊赏识。他和刘格平一家相处甚好，丁磊当年还想把自家的姑娘嫁给他呢。

至于红联站勤务组的学生领袖们，在山西“文革”初期的大分化大改组中，特别是４·１４事件前后，他们和张日清、刘志兰等山西党的核心小组内的一些领导干部之间，多有来往。原太工红旗领袖、红联站发起人李青山曾自费印制了《文革记忆――“文革”中太工红旗李青山的回忆》，书中就有省军区首长暗中要与他领导的红联站组织结盟的回忆：

１９６７年６月２７日晚上，山西省军区副司令赵冠英、李佐玉等在太原武宿机场接见我和其他红联站组织部分头头，对４·１４风暴及刘格平表态。他们对刘格平的所作所为很气愤，认为刘不是在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应该起来与他作斗争。

在本书有关七月会议的记述中，提到张日清在北京街头与红联站的几位领导人匆匆见面一事，也可见双方政治友谊之深。

山西省的１·１２夺权后，袁振和刘格平先后组建起太原市革命委员会和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各地市的这种红色新政权也先后组建成功。伴随着刘格平的夫人丁磊出面成立了红总站，全省众多的派性组织，渐次分别归属了红总站、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和红联站。三大组织开始争夺领导干部，领导干部也多有亮相，要与群众组织一道，将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其时，刘灏派出各路小分队进驻省城各厅局，点名道姓地支持一些领导干部，红联站也如此，要与他们支持的领导干部联手。但从全省大局看，当时红总站因为是刘格平的嫡系组织，团结的各级领导干部人数最多。当年官方批评群众组织时，使用最多的一个词，就是说群众组织有“资产阶级派性”。派性，难道是资产阶级独有的吗？无产阶级难道就没有派性吗？党内的不同意见和观点，是不是一种派性？当这种党内的派性和群众组织的派性融在一起时，群众组织实际上已经成为党内斗争的另一种队伍了。

当谢振华受中央之命，在山西负责支左以后，与各路群众组织的领袖们也多有来往。原红联站的宣传部长张玉峰，就给我讲过一件事。他说，１９６８年元月，山西三大派群众组织的领导们，全被召到北京办学习班，张玉峰也是其中的学员。大约是４月的一天，有一位解放军战士自称是谢振华将军的警卫员，到学习班找到张玉峰，说谢振华军长要见他。张玉峰只在会上见过谢振华，和堂堂６９军的副军长连话也没有说过一句，更不知人家要找他干啥。来人带着小车，领上张玉峰直奔北京郊外八大处。到了一处大院内的办公楼前，这位解放军让张玉峰下车，领上他往前走。那座办公楼前，有几位解放军首长正围着一副单杠，在单杠上练大回环的，正是谢振华将军。谢将军一圈又一圈，练得老到，围观者不时喝彩、鼓掌。等谢振华终于完成了杠上的动作，双手离杠，双脚落地后，才向张玉峰招招手，张玉峰即紧随将军，步入楼内将军的办公室里。既没有寒喧，也没有让座，谢振华径直走到他的办公桌后面坐下，从桌上取出一份薄薄几页纸的打印材料，递给了张玉峰。只说了一句，有这么一个材料，你们看看吧。张玉峰急忙翻看那几页纸，是一份揭发材料，大意是经向韩沛义（孙涛注：刘格平当年没有随同薄一波等６１人在具结文书上签名出狱，与他一道如此行事者，还有一位韩沛义）调查落实，韩沛义与刘格平后来刑期已满后出狱时，也在一分具结文书上签过名，具结文书的内容，与薄一波他们签字的具结文书内容大同小异，足见刘格平也是叛徒。张玉峰还想多问将军几句，不料将军已拿起电话，喊来那位警卫员，让他送客人回去。

我追问：谢振华就再没有说啥？

张玉峰肯定地说：再没有说啥。

张玉峰给我讲这件事时，说他坐在小车内，一直琢磨谢振华将军给他这份材料是啥意图。当时山西的群众组织，红联站是人所共知的坚定不移反对刘格平的组织，一定是军队不好出面调查刘格平的历史问题，谢振华想借红联站之手调查了解一下刘格平的这段历史。红联站勤务组分管材料收集的负责人是山西农学院的任荣庭，张玉峰后来就将这份材料交给了任荣庭。至于这份材料的出处，村料上写着一个小组织的名字，当时社会上三大组织名下，各种小组织多得很，传单可以到处寄，张玉峰说他已经记不起署名的是什么组织了。这份材料的真伪姑且不论，这个故事，却可以再次印证群众组织和党内领导干部们的关系。谢将军身经百战，面对政治对手，如此排兵布阵，不留任何痕迹。

在群众组织和领导干部间，也有用派性无法解释的交往，这种交往中，显示出的是人性的闪光。贾冲之的女儿贾甲申和儿子贾潞安，曾给我讲过刘灏保护他们父亲的故事，这件事，便无法用派性而只能用人性来解释了。贾冲之是１９６５年省人大三届二次会议上当选副省长的，同时继续兼任省煤炭管理局的局长。刘格平组织和领导了１９６７年山西省的１·１２夺权后，省煤炭管理局太阳升造反兵团将贾冲之揪回局里，非法管押，天天批斗。贾冲之的女儿贾甲申和儿子贾潞安，都是太原五中的学生，也是刘灏手下的兵团战士。姐弟俩去找刘灏，希望刘司令伸出援手，搭救他父亲。其时，也有贾冲之的老部下，省经委的干部尤俊卿代表贾冲之的一些老部下，找到刘灏，介绍贾冲之的革命履历和人品，希望刘灏救出贾冲之。尤俊卿还带来一个可怕的消息，煤炭部部长张霖之，被煤炭部的造反派关押揪斗，已经被打死了。贾冲之被煤炭系统造反派关押批斗，很可能步张霖之后尘被害。如果按派性观点，省委派出工作组进驻太原批袁振时，贾俊是工作组组长，贾冲之是副组长，刘灏为袁振翻案，矛头首先对准的，就是省委派驻太原的工作组。但刘灏却没有计较这些，既是同学的父亲遇难，就得管。当即决定，派出十二中红旗的司令崔吉娃，带人去救贾冲之，并商定了具体方案。贾潞安先以送饭为名，摸清了父亲被关在煤管局招待所一层西侧的某房间内，又告知父亲兵团小将要来救他，让他配合。当晚崔吉娃带人带车，突然出现在煤管局招待所楼前，看管贾冲之的几名太阳升造反派出来，还没弄清发生了什么事，就被十二中红旗的小将们推搡到一边，这些中学生们又冲入关押贾冲之的那个房间，架起这位副省长，出楼门，上汽车，扬长而去。

先是把贾冲之藏到太原五中的化学实验室里，几天后，又由刘灏和崔吉娃具体安排，将贾冲之转移到晋祠附近一位老乡家的中。这里是刘灏一位同学的老家。贾冲之在这户善良朴实的农民家中，一住就是近三个月。这期间，贾潞安又悄悄找到他父亲的秘书黄建中和司机师傅，让他们与贾冲之建立了秘密联系。近三个月后，贾冲之有一次回到太原家中，不幸被煤管局太阳升造反派们发现，再次被抓回局里非法关押。贾潞安有了刘灏、崔吉娃帮他救出父亲的经验，这回找了几名要好的同学，趁贾冲之在太阳升几名造反派押送下去工农兵医院看病的机会，再次将贾冲之从医院劫走，转移到徐沟一处小山庄，这也是五中一位同学的老家。贾冲之在这里又躲了几个月。也正是在这种避难的日子里，贾冲之竟集中精力，完成了引黄河之水到太原的引黄工程规划初稿。其拳拳报国之心，天地可鉴。贾甲申一家已移民美国多年，２０１４年她回国探亲，与弟弟贾潞安一道宴请刘灏，再致谢意。

中国共产党从当年的武装割据，到后来夺取了全国政权，坚持党的领导，就是一条始终不变的信条。就连刘格平奉旨造反夺权时，也要先成立一个党的核心小组，将群众组织的造反夺权，纳入党的领导之下。现在，我们再从群众组织的形成，透析一下“文革”初期群众组织和党组织的关系。

“文革”初期群众组织的形成，杨承孝那种“一个共产党员也不要”的认识和做法，只是一个例外。以山西大学８·８和８·１４两派为例，都是由几名骨干学生领袖发起，众多学生参加，然后再开全体成员大会选出领导班子，最后形成了一个组织。如工人联合会、兵团、红联站这样的群众组织，其发起的青年工人和学生领袖们，则首先要求省委承认他们建立组织是响应毛主席号召的革命行动，然后才挂旗、刻章，再吸纳下属各种人马来扩大队伍。他们在炮轰和打倒一些领导干部时，也必然会支持和拥护另外一些领导干部。刘灏组建的兵团是最明显的，无论是一开始炮轰卫恒，还是后来炮轰刘格平，袁振则始终是他们支持的革命领导干部。而这些群众组织的领袖们，都是根红苗正的青年人，其中也有中共党员。在党的领导下革命、造反，（按当时党中央的文件说法，这党的领导是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他们的共性。

这些群众组织无论观点有多么不同，他们都有许多共同点。

他们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毛泽东的绝对权威。

他们都认定自个执行的是毛泽东的革命路线，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确代表。自个一派要打倒的，就是走资派。

他们都信奉阶级斗争的观点，认定自个是可以行使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力量，没有法治的理念，可以揪斗和专政不同意见和观点的干部和群众。

他们都拥军，即便受到支左部队不公正的待遇，甚至和部队开战，但依旧认为那是支左部队犯了错误，他们是希望军民鱼水情的。

他们都生活在一个封闭的政治环境中，按当时的“文革”理论，认为参加“文革”是为了反修防修，是要担负起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压迫、受剥削人民的世界革命的重任。

他们在武斗中，全按伟大领袖的伟大教导，视对方为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而对其充满仇恨。

而这些共同点，又都是基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毛泽东的绝对权威下衍生而出。

这是一种虔诚引发的狂热。当高居神坛上的领袖看到这种狂热已经使全国变成一种无序的状态时，他赋予民众的这种结社自由，也就到了由他来终止的时候了。九大前夕，全国各省的革命委员会新政权相继建立后，毛泽东用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军宣队开进大学、军队对厂矿的军管，各省军人掌权等等举措，让风起云涌了三年的群众组织，终于在全国烟消云散了。有“文革”历史研究者提出三年“文革”之说，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就“文革”中出现群众组织这一时段而论，确实也就是“文革”初起到中共九大召开的三年时间。之后，各地群众组织的大小领袖们，有的被抓了，有的被上山下乡了，有的按当时毛泽东主席培养革命接班人的要求，进入了各级革命委员会。群众组织不复存在，之后党内的斗争，直至“文革”结束，也再无群众组织可以依托和利用。

可以说，九大之后的“文革”，是党内斗争的继续。群众组织从１９６６年形成，至１９６９年退出历史舞台的三年中，“文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党内的走资派。待群众组织退出历史舞台后，如上一章所说，在山西，“文革”已进入第四和第五个阶段，全国也基本如此。而这时的“文革”，已经在“文革”的大运动中，套入了各种小运动。诸如全国性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批林批孔等运动；诸如各省不同内容的运动，如山西的批谢、曹，等等。在这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中，虽然还可以看到当年一些群众组织领袖们的活动身影，但他们已经不能再用那种大民主的结社方式活动了。他们加入了党内不同的派别，在九大后“文革”继续扬起的浊浪中，伴随着党内的斗争，继续着他们的人生沉浮。更重要的，是在这些“文革”后期的政治运动中，革命的对象，已不再是党内的当权派，广大民众中的各色人物，都可能变成运动的目标，倒在血腥的内斗中。

【１６５】兵团战士与省委第一书记“拼刺刀”（再修订稿）

五一广场与卫恒的大辩论，兵团的策划完全败北，而红联站策划的进驻省委三干会的行动，却表面上大获全胜。这帮造反的大学生们，于１１月１４日突然来到晋祠宾馆，强行解散了省委三干会的秘书处，然后由他们组建起了自己的秘书处，要让省委靠边站，由他们来领导正在进行的省委三干会。然而，令他们没想到的是，他们的这个秘书处却指挥不动与会者，与会者一个个全不见了。原来，省委不得不将正在进行的三干会转入地下，在省人委礼堂和省邮电局电话会议室，由卫恒和其他领导分别做了会议总结和下一步工作的安排。

兵团与红联站的造反行动，促使山西从官场到民间，当即形成了两派观点：山西省委是红是黑？对省委的盖子是揭是捂？是革是保？不同的认识，成了社会上各派群众组织斗争的焦点。

那位曾拍着胸膛要支持刘灏的工人阶级杨承孝，此时已不甘心做兵团冶金第一团小小的团长了。这个杨团长另立山头，成立了十三冶革命造反决死纵队，自封司令，再不接受刘司令的管辖。他以新的身份来见刘司令，成了堂堂的司令对司令的对话：“我决死纵队照样支持你们兵团炮轰‘黑省委’，为我们的好经理袁振翻案！”好在这支人马眼下还和兵团站在同一战壕里，刘司令有些无奈，近视镜后面的两只眼，盯着杨承孝只眨眼而没有话可说。当初就觉得这小子靠不住，刘灏突然觉得自己最早的那种感觉是对的。

跑了杨承孝，还有好战友。首都赴晋造反大队的领军人物邢晓光，是清华大学井冈山造反兵团司令蒯大富麾下的一名革命小将。当时，邢晓光和一道来山西串连“煽风点火”的那些首都大学生们，可谓“响当当革命造反派”的代表。他们又从首都串连了两个学生组织，一个举着北航播火兵团的大旗，一个打着北农机全无敌的招牌，虽说人马不多，却坚定不移地站在兵团和红联站的一边，支持山西的革命造反派坚决炮轰“黑省委”。广场大辩论没有成功，革命小将们决定奇兵出击，与卫恒剌刀见红。北京的革命小将和兵团、红联站的革命小将组成了一个小分队，那天（具体日期当事人说法不一，但这次行动的细节，刘灏依旧能向我们回忆清楚）一早就冲进了省委，目标明确，直奔省委第一书记的官邸。雄纠纠气昂昂地坐进了客厅，却听秘书说卫书记一大早就出去了。到哪？回答只有三个字：不知道。刘灏和大伙一商量，找人不如等人，守株待兔的成语也可以活学活用，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不信你卫恒能不回家！等待是漫长的，尤其是眼下急于“拼剌刀”而见不到目标。刘灏开始用目光巡视这间客厅，他突然觉得自己能以革命者的身份和气派坐进这间客厅，就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自己带来的变化。毛主席他老人家真是太伟大了，能跟上毛主席经风雨见世面，把钻进党内的大大小小的走资派统统揪出来，这真是时代赋于我们这一代的重任。一想到肩上的重任，就增加了革命的警惕性。刘灏突然就听到里屋隐隐约约传出一阵响动。卫恒就在里屋！卫恒根本就没有出去！刘灏有了这种自信的判断，同时升起一种受骗的感觉。他腾地从沙发上跳起来，领着同样有了判断和感觉的小将冲进了里屋。哈哈，卫恒果然刚刚起来。

面对着将自己团团围定的小将们，省委第一书记不得不先行来一番解释：“我昨天晚上吃了八片安眠药，醒不来……”

安眠药，且一吃就是八片！

此时，这种药物的作用远不及政治的作用了，省委第一书记无法入睡，因为他一心一意要紧跟毛主席，与群众一道，把毛主席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而毛主席的革命小将刘灏，还有眼前的这些学生娃娃们，却偏偏与他势不两立！他一定想不明白，为什么都在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而他与以刘灏打头的这群学生娃娃们之间，却如同水火。

“睁眼先看看眼前的形势吧！你还想狡猾抵赖？”北京的学生们先是一声怒喝后，便将带来的几张照片甩到了卫恒面前。那上面是惊心动魄的一幕：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正被迫跪在批斗台上，毛主席的红卫兵们揪着他们的头发，按着他们的头颅，拧着他们的胳膊，义愤填膺地正将这些昔日党和人民共和国的功臣，眼下的反党集团和走资派们打翻在地。

面对照片，卫恒能说什么呢？是对？还是不对？他只能无言以对时代已经造成的事实。

面对沉默的省委第一书记，刘灏又提出，要卫恒与他们一道回兵团驻地“拼剌刀”。自打投身革命后，从来都是和群众站在一起的省委第一书记，此时没有任何理由不到群众中去，他再次被革命小将“请”到了位于迎泽大街的省委第一招待所。

“文革”中的“拼剌刀”，实际上是小型批斗会。北京来的学生们要卫恒看明白全国的一片大好形势，红联站的学生们要卫恒先承认“黑省委”执行了刘邓的资反路线犯下了滔天罪行，兵团的学生们则口口声声不离袁振事件，逼卫恒表态认罪。学生们发自肺腑地想剌刀见红，剌中刘少奇黑司令部在山西的最大黑帮，而卫恒也想发自肺腑地与学生们进行沟通，以自己对“文革”的理解，引导这些他认为并不是敌人的学生们端正方向，搞好他也说不明白该怎样搞好的文化大革命。结果是，他的愿望只能激怒学生们，引来更多的“剌刀”。但他们有他们的道理，卫恒有卫恒的道理，他们的剌刀依然不能见“红”。认定卫恒在负隅顽抗的学生们，继续加强了火力，面对由伟大领袖激励和鼓动起来的革命小将们，由同一个伟大领袖培养出来的这位高级干部，最后只能以沉默来抵抗“剌刀”了。

正在这时，山西省委党校的大学生、担任兵团十二中红旗战斗队指导员的梁振英，冲进来大喝一声：“革命的战友们，你们看，这是从卫恒家里和办公室里刚刚搜出来的反革命罪证！”

罪证何在？一件是伟大领袖高举巨臂的小型石膏像，要命的是石膏像的一条胳膊不见了。在那个非常的年代，毛泽东是至高无上的红太阳，连一句话都是最高指示，岂能将老人家摧残成独臂？仿佛是事前安排好的一般，另一件罪证则是一张蒋介石的画像，画像上，“委员长”不但笑容可掬而且满面红光。当学生们对蒋介石的形象和历史评价，全部定格在华君武先生画出的那个额上贴着一片膏药，形象丑陋的光头漫画上时，这幅光彩照人的蒋介石画像，便确凿地证明了拥有者妄图变天的狼子野心。当时没有一个学生不为之而震惊。面对这两件“罪证”，他们在震惊中凝固了，又在凝固中爆炸了。剌刀终于见“红”，看你卫恒黑帮还有何话说？

关于这两件“罪证”，卫恒的妻妹侯慧茹女士对我有过解释。侯慧茹女士是卫恒之妻张坤秀的胞妹，随养父姓。她说，她姐夫卫恒家里，当时确实有一尊不到一尺高的毛主席石膏像，姐夫和姐姐工作忙，请老家的一位亲威来帮忙做家务活。有一次，这位亲威擦抹桌子时，不小心碰倒了那尊石膏像，砸断了一条胳膊。张坤秀回家得知此事，就把断了胳膊的那尊毛主席石膏像放到了柜子里，不再摆出。此事，她并没有和丈夫说起过。至于那张蒋介石的画像，侯慧茹女士说，她事后详细问过姐姐，姐姐说，从未见过家里有这种东西。

那张蒋介石的画像究竟从哪里来的？我问过刘灏，他也说不清。回忆当年的情形，刘灏说，北京来造反的那帮学生们，当时比他们兵团小将厉害的多，人家说是从卫恒家里抄出来的，他当时也相信了。还有一种说法，那时大陆和台湾处于军事对峙状态，那张蒋介石的画像，是台湾当局空投到大陆内地的一种政治宣传品。省公安厅将这种宣传品报送省委，是工作需要，作为反面宣传品，省委领导将其放在文件柜中，也绝无任何错误。省委办公厅干部周文，在其所写的《不堪回首的一段往事》一文（载《记述刘格平、袁振在山西１１２、太原１２８夺权中镇压迫害干部史料》，刘建基、越承亮辑录）中，对此有过这样的回忆：“我那时作为郑林同志的秘书，亲自处理过类似的传单。公安部门收缴了台湾的这些空飘物后，每个省委领导都送了一套……。当时，郑林同志看过后，我随后就用火焚烧掉了。可见，并不是卫恒同志独有的传单。”

当时，面对这两件学生们刚刚从他家中和办公室里搜出的“罪证”，原本好好的石膏像被谁断臂？卫恒不知道也不好解释，但那种由公安厅报送省委的台湾空投品，他是绝不会放在家中的。可是，他无法解释。愤怒的学生们不容他再说一句话，早将他按倒在地下。无法说话解释的卫恒也愤怒了。他奋力挣扎着，用劲挺起了腰，抬起了头，发出了大声的呐喊：“政治陷害是吓不倒人的！”

当愤怒的学生们再次将省委第一书记卫恒按倒在地时，工人联合会的一彪人马冲进了会场。失去了杨承孝的冶金第一团，刘司令带领的学生们即便有北京来的一些学生们助阵，也不是工人们的对手。工人联合会的领导，青年工人诗人张志安得知兵团与红联站的此番行动，再次发动了突袭。由他带领的工人阶级弟兄们左推右挡，懒得与学生们辩论——他们也辩论不过学生们——只是高喊着“我们也要批斗卫恒”的口号，将卫恒“劫持”出会场，护送回了省委。

刘灏此役再次失利。

失利的刘灏却没有罢休。

他的手下自有革命的小将，兵团的革命的小将们先是开进了太原市委，把主持工作的市委代理第一书记贾俊的办公室强占了。那意思明白得很，你贾俊是“黑省委”派来的，是来整袁振的，造你的反当然有理。

接着，兵团十二中红旗的小将们又开进了山西省委，把省委第一书记卫恒的办公室也强占了。那意思也明白得很，你卫恒是黑省委的领导，必须打倒。

这种手段，以中学生为主体的兵团战士，是比以大学生为主体的红联站相对少了些理智，多了几分厉害。他们的造反行为，虽说社会上支持和反对者各不相让，但他们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小闯将，即便他们占了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和太原市委代理第一书记的办公室，这两位执政党的书记，也只能拱手相让，绝不敢用他们还拥有的权力，与这些小将们相抗衡。

【１６６】省委一心想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再修订稿）

（博主按：１９６６年初冬，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要听毛主席的话，支持革命小将们的造反行动，于是在兵团这个群众组织起草的八项协议上，签下他的名字，而这件事，又成了省委常委内部第二把手王谦，组织人向中央状告卫恒的由头。写这段历史时，多次采访，但具体时间总难确定。直到友人提供了一份省委书记卫恒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２３日的署名传单，一些日期便可确认无疑了。写历史纪实，找到一份历史文件，便找到了一个历史的佐证。这是一种经验。我想，此节这次修订，应该是最后一次了吧，但愿.)

需要一提的，是以卫恒为首的中共山西省委，面对“文革”初起的这种形势，还在努力地要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的思维并没有跳出毛泽东划定的圈圈。１１月２１日上午，刘灏等革命小将，和山西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的张建国等人，还有首都赴晋造反的一些大学生们，再次闯入省委，直接找到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家中。大约是为了缓解这些学生们和工人们的怒气，也是为了体现自个是要听毛主席的话，和革命造反的群众站在一起的态度吧，这一次，卫恒在刘灏递上来的“八项协议”上签下了自个的名字。当天晚上，当刘灏和其他与兵团共同战斗的造反组织领导，带人又来到省委，要求落实与卫恒的八项协议时，王谦省长不得不出面接见刘灏等人，并且代表省委表态说：“卫恒同志和你们达成的协议，未经省委集体讨论，其中有的是原则错误，有的应报请中央批准。”他向刘灏等人提出，让大家给省委一点时间，省委好集体讨论他们曾向卫恒书记提出的那八项要求。

２２日，山西省委确实紧急开了常委会，但不是讨论刘灏等人向卫恒提出的那八项要求，而是讨论了王谦、王大任、郑林、武光汤、赵雨亭、贾俊、焦国鼐、史纪言等八人联名给周总理、陶铸、陈伯达、李雪峰的报告。这个八人报告的内容，主要是向中央和华北局报告了卫恒在“八项协议”上签字的问题，说这是一个“违犯党的原则和中央规定的严重政治错误”。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对这份报告内容，也不得不表示了同意。卫恒甚至向省委常委会提出，辞去第一书记职务，此话当即遭到王谦斥责：“不同意你辞职，你死也要死在第一书记位子上。”在省长王谦的带头下，参加会议的１４名常委一致通过，将这份八人报告作为省委的正式报告，立即上报中央。这次常委会对省委第一书记卫恒作了严肃批评。会议决定，一、由卫恒写一个深刻的检讨，公开印发，省委将转发各级党委引为教训；二、今后不准用个人名义答复与中央指示相违背的或未经省委集体讨论的重大问题。卫恒同意上述决定，接受了大家的批评。应该看到，当身为党中央主席的毛泽东凌驾于中央的集体领导之上，以君临天下的个人迷信之力，号令和动员起千百万大中学生们，高喊着毛主席万岁，向着各级走资派们造反时，卫恒作为中共山西省委的第一书记，在省委领导班子里能受到大家的批评，且接受这种批评，实在是一种高风亮节。无论每位常委的动机如何，山西省委常委会上这种党内的民主风气，和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在当时就显得难能可贵了。

这件事还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身为省长的王谦，撇开正在受难的省委第一书记，先与其他几名常委联名写报告，向中央和华北局告卫恒的状，又通过常委会让这种行为合法化，实际上是在卫恒的背后捅了一刀！因为当时在群众组织的协议上有过签字行为的，在卫恒之前，还有王大任。１０月２６日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王大任，在与太工红旗等７个学生造反组织谈判中，就在五项协议上签了字盖了章，省长王谦对此毫无反应。而其后卫恒的签字却引起他的震怒和告状，足见其人对省委第一书记的态度。再联系文革后期江青炮轰谢振华，让王谦取代谢振华出任了省委第一书记后，王谦必欲置谢振华于死地，同时把与他观点不同的干部群众，一个个整得死去活来的作为，足可看出其一贯的整人风格。

可惜，山西省委的悲剧还在进行着，因为按那时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政治标准，山西省委是无法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了。

那时，中共山西省委和第一书记卫恒，还在努力地反省着，要使自己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在省长王谦等人的批评压力下，卫恒又以检查的形式，于１１月２３日，印发了题为《我最恳切的要求  革命师生  革命职工  革命干部  对准我猛烈开火》的传单，派人在省城街头大量张贴散发。这张印着卫恒签名的传单内容如下：

《我最恳切的要求  革命师生  革命职工  革命干部  对准我猛烈开火》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我在“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山西工人革命造反兵团”“首都赴晋红色造反团”提出的八条《协议》上又擅自以个人名义签了字。在重大问题上采取这种做法，不仅是又一次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而且又一次的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制的原则。毛主席说：“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重要制度……重要问题的解决，不是由党委会议的决定，而是由个人做决定，党委委员等于虚设。”我正是违背了毛主席的这一教导。而且八条《协议》本身有许多是直接违背中央有关规定的。我对待革命群众的要求，采取了轻率的、不负责任的、极不严肃的态度，如果不彻底立即改正，势必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到斜路上去，这是我怕群众怕革命的大暴露。

我作为省委主要负责人，对于我所犯错误造成的恶劣影响，感到非常痛心，我正在准备做彻底的检查，并要立即改正自己的错误。

我现在最恳切的要求：革命师生、革命职工、革命干部对准我的错误进行彻底揭露，彻底批判，并向我所犯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猛烈开火，帮助我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轨道上来。

                                 卫恒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这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文件，我们从这份传单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１９６６年“文革”初始时，面对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号召，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的一种无奈心态和一种无奈的行为。

１１月２４日，中共山西省委在省城五一广场召开了群众大会，卫恒代表省委，在会上检讨省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卫恒的态度是诚恳的。中共山西省委的态度也是诚恳的。他们承认在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省委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是，在袁振问题上，省委不认错，也不表示要给袁振平反。在刘灏为司令的兵团战士们看来，这样的检查岂能通过！而在红联站看来，省委纯粹是假检查，仅以太原工学院为例，打成反革命的师生还没有全部平反呢，这样的检查岂能通过！兵团的大批人马来造反了，红联站的大批人马也赶来造反了。更有首都赴晋造反大队的大学生们，围住了主席台要揪卫恒。各色战旗飘扬。多辆广播车也开进了五一广场，广播里传来一声一声向省委造反的口号。那些受命来开会、坐场的各单位群众被搅乱了。卫恒在广场主席台上无法再检查下去，只得与主席台上的其他省委领导商定，临时宣布散会。

中共山西省委还要按当时的思维，继续向群众做检查，继续向全省人民表示，要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和人民群众一道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决心。１１月２６日，中共山西省委在解放路省委礼堂继续召开群众大会，仍由卫恒代表省委，向全省人民检查省委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

中共山西省委还形成了（６６）２２１号和（６６）２２３号文件，对省委的错误作了认识，对第一书记卫恒进行了批评，指出卫恒“犯了严重的组织错误”和“严重的政治错误”。 如果抛开当时错误的政治标准，从山西省委敢于自我批评和批评自个的第一书记这件事看，体现出山西省委常委会的民主空气，也体现出第一书记卫恒的民主作风，与当时党中央由毛泽东主席一人独断专行，形成了明显的对比。然而，要紧跟伟大领袖想领导好文化大革命的省委，要紧跟伟大领袖积极改正错误的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已经被紧跟伟大领袖奋力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各路造反组织，逼进了无法继续正常工作的困境。

【１６７】破四旧：红卫兵虔诚的恶行（再次修订稿）

（按：我知道，对这部书稿的修订，很难结束。我曾出版过十余部长篇小说，虚构技巧，稔熟于心，但纪实作品是容不得虚构情节的，虚构是对纪实的强奸。这一节是有关省城当年横扫牛鬼蛇神和破四旧的内容，对所选典型事例，又有当事人和目击者提供了补充。如６６年８月２３日十中官办红卫兵批斗殴打神职人员和修女，并掘了天主堂内意大利主教风朝的墓；如一中校长郝春和先生惨死的时间，等等。对此，我则认真修订原稿。对一些新提供的事例，限于篇幅，则不再增写了。我既选定了写这部书稿，那就无怨无憾地在众多读者的帮助下，一定不断地修订下去。）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３日，太原机械学院的红卫兵发出了《致全省红卫兵、广大工农兵、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的公开信》，倡议在省城和全省迅速掀起一个大破四旧的造反高潮。８月２４日的《山西日报》第二版全文刊出了这份公开信。

也就在８月２３日这一天，太原十中红卫兵们，砸了位于解放路的太原天主堂，成为当时省城破四旧的一次革命造反大行动。

早在清同治五年，也就是公元１８６６年，由意大利人江类思主持建成太原天主教堂。清光绪二十六年，即公元１９００年１０月，在太原兴起的义和团，将这座教堂焚毁。清光绪二十八年，即公元１９０２年７月１６日，罗马教廷又派意大利人风朝瑞到太原任山西北境教区代牧主教。凤朝瑞主教到任后，立即主持并筹集资金，重建了现在的太原天主教堂。公元１９４１年，凤主教患病去世，因感念他建堂的功劳，在广大教民的请求下，经罗马教廷特许，把他葬在了教堂里。

文革开始，太原十中的干部子弟率先成立了红卫兵，支持党支部领导文化大革命。后来，另一些同学成立十中七一战斗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矛头对准党支部，而且杀向社会，开始造省委的反，将十中的官办红卫兵斥之为保皇派。这些红卫兵为了表示他们的造反精神，在８月２３日，聚众冲进太原天主教堂造反。他们砸了祭台、砸了神像、砸了大厅里的钢琴、砸了大厅里摆放的各种精美瓷器、同时批斗殴打十多名神职人员和二十余名修女，对一名七十多岁的老修女也不放过。在对他（她）们的殴打和拷问中，得知大堂地下还安葬着一名外国主教时，这些红卫兵们当即决定，要掘出这个“反动的帝国主义分子”。起先他们自个挖，后来又命令现任大主教李德华，带领他的神职人员们挖。第三天头上，风朝瑞的墓终于被掘开，经十中红卫兵领导组决定，将风朝瑞的尸体装进一个木箱子，运到旱西关外的灰渣坡上，泼上汽油焚烧了。在这次红卫兵的恶行中，有两名修女因被打伤内脏，不幸离世。

当年的当事人之一李青云在年愈花甲之后，为求得心灵救赎，对年轻时那次虔诚的恶行，写出了回忆和忏悔的文章。那场革命释放出无数的人性之恶，当许多恶行的参与者一直集体沉默时，李青云坦诚的回忆，让后人了解了当年红卫兵在太原天主堂破四旧恶行的真相。他真诚的忏悔，本身就是一种心灵的自我救赎，也一定能得到历史老人和当年受害者宽恕的。

当时，太原市红卫兵纠察队以南城区和北城区划分，称为南纠和北纠，多为各个中学内的军人子弟为骨干；十中红卫兵砸了天主堂后，在里面办了个破四旧展览，并成立了红卫纠察队，自称天纠。１９６７年的１月１２日刘格平率领省城造反组织向山西省委成功夺权后，将太原红卫兵纠察队和其属下的南纠和北纠都打成了反动组织，十中的那批官办红卫兵们，大多投奔了十中的七一战斗队。３月的一天，杨承孝带领他的决死纵队，扫荡了这两个红卫兵组织的所在地，同时进驻解放路的天主教堂，将此处做为他的指挥部之一。曾被红卫兵们展出的那些“破四旧成果”，也就下落不明了。

当年官办红卫兵们的破四旧，反对者不敢阻挡，困惑者不敢言声，围观的群众，体现着国人阿Ｑ般的“革命”心理。在党媒的宣传报道中，全是为小将们的行动叫好、鼓劲。《山西日报》在８月２５日发表了题为《向英勇善战的红卫兵致敬》的社论，为让今天的读者看出官方当时的导向，现摘抄几句如下：

红卫兵小将们干得好！你们作出的成就，真是一天等于二十年。

红卫兵小将们英勇善战，充分显示了在毛泽东思想阳光雨露的照耀和滋润下的青年一代的革命精神、革命气魄、革命智慧、革命威力。

在伟大统帅毛主席率领下，红卫兵小将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正在开创着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

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当时的《山西日报》还在以卫恒、王谦、王大任为首的省委掌控之下，这样的社论，无疑也是省委当时的认识。

柳巷、钟楼街、桥头街一带，是太原古城最有名的商业街区，也是那时省城最繁华的闹市区。像“双合成”、“六味斋”、“清和元”、“开明照相馆”、“认一力”、“老香村”等众多的晋商老店，牌匾统统被太原各个中学的红卫兵们砸掉。店家被迫将店名改成了诸如“东方红某某店”、“工农兵某某店”、“红星某某店”等。在破四旧和横扫牛鬼蛇神的“红色风暴”中，无数出身不好的市民和公职人员、历史上为阎锡山政权服务，解放后留用于新政权的公职人员、曾被打成右派的干部和教师、全部被划入了牛鬼蛇神行列，随时被批斗，被遣返。特别是９月份，太原红卫兵纠察队和山西红卫兵团提出“扫尽一切牛鬼蛇神庆祝国庆”的口号，太原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也贯彻省委省政府精神，提出了“干干净净迎国庆”的口号。在各级党委和党支部领导下，在公安局和派出所的配合下，全市各部门、各厂矿、直到街道居委会，红五类们都戴起各种名称的官办红卫兵袖章，奉命行事，与学校的官办红卫兵们一道，掀起了驱逐牛鬼蛇神的新高潮。在太原火车站和太原长途汽车站，每天都有大批被官办红卫兵们揪出后，勒令遣返老家的牛鬼蛇神们。他们脖子上挂着木板或纸板牌子，上面写着“反动地主”、“反动富农”或“地富狗崽子”、“大右派”等字样，标明其历史污点和黑五类的“贱民”身份。

省城知名作家、太原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田毅先生，写下了一段他父亲的经历：

在一个周末，我从学校回到家里，发现气氛有点不对，父亲在床上躺着，母亲说他正发着高烧，一问，才知家里出事了。原来那天下午父亲被厂里的红卫兵押着回来，言称，根据形势要求，身背着“历史问题”的父亲将被遣送农村老家去劳动改造……我一听就有些慌，忙问结果怎样？母亲说，你爸的情况原本就属内部矛盾，几次运动审查都己有结论，根据哪条都不符合条件。但人家不管这些，认定你有问题你就有，没法讲理，也不敢说。当父亲被带到派出所去下户口时，当场就让派出所的人给压住了。据父亲回来讲，办户籍的把厂里人叫到一边，责怪他们不懂政策，怎么不够条件也给带来了？你们厂凑数啊？胡闹嘛！……那天恰好是周末，也感激当时坝陵桥派出所那位负责的民警，毕竟还有良知和正义存在，那个民警在最关键时拉了父亲一把，人家替政策把了关，带来的却是让我们全家人躲过一劫，不然，那结局是可想而知的。

在我记忆里，“文革”开始时那场冲击声势浩大，父亲他们厂被遣送回农村的有好几个都不够条件，却因为点名早一点，莫名其妙就被遣返农村了。其中一个在解放前仅以钉鞋为生，却背了个资方人员的名声，只因当年用五块大洋在一家商行入股，原本是想到年末分点红，不曾想却被当成资本家赶回了农村。与父亲同在厂里工作一位资方人员，姓边，五台人，他被遣返时，脖子上还给挂一大牌子，自己的名字上还打了大大的红Ｘ，他的老婆见此情景吓得尿了裤子，顿时心脏病发作，当场就挂了。结果是，人还未走，先办丧事，连棺材都是用厂里的铁皮凑合做的，临行前那人老泪纵横，却也无理可讲，只得匆匆将妻子埋掉，回乡去了。

公安局派出所也参与了“横扫”，可见“横扫”的官办色彩。当时太原市加上县区农业户常住人口为１，１７９，４８９人，根据《中国共产党山西省太原市组织史资料（１９２４――１９８７）》（中共山西省太原市委组织部、中共山西省太原市委党史研究室、山西省太原市档案局编；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５月出版）记载：当时太原城市户口的市民中，“‘文革’初期被遣送回农村的人员达１１，４３５人，随行家属１５，４４４人。非正常死亡６７１人，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２４人。”如上面所记田毅父亲一类受到冲击的有多少人？我没有找到官方的记录。

在这种“红色风暴”中，如一代晋剧大师丁果仙的家，竟被来自不同学校的红卫兵们先后抄家达１１次。

太原机械学院地处太原北郊地面的烈石寒泉处，附近有窦大夫祠，祠侧有中国同盟会老会员、中国国民党老党员、阎锡山的老师赵戴文先生的墓地。机械学院发出倡议书的那些红卫兵学生们，把他们的红卫兵组织，比作当年林彪所统帅的“四野”大军。当年，“四野”由东北入关，在打垮国民党统治的解放战争中屡建功勋。可这伙自持有红色血统的学生们，却去窦大夫祠造反、破四旧，先砸了那位春秋战国时代曾为民造福而被后人祭祀，由唐代工匠塑造的窦大夫塑像，顺便把赵戴文先生的墓碑也一举砸倒，以示其革命决心。

山西大学体育系的一些红五类学生，勒令系里的所谓牛鬼蛇神老师们穿上西服和皮鞋到大操场集合，再将他们的西服用剪子剪破，把他们的皮鞋捅烂，让他们在烈日下请罪。

山西财经学院的一些红五类学生，举着红卫兵大旗，杀向红土沟的南十方院破四旧。这座寺院一侧不远处，苍松翠柏中，有二十余座安葬高僧的塔林，这些红卫兵用拔河用的粗麻绳，套住这些墓塔，喊着革命口号，将其拉倒。南十方院亦称白云寺，寺中历代存留的木雕泥塑，也被这些学生当作四旧统统砸烂。

唐代名相狄仁杰故里是太原狄村，此村有狄梁公祠。来这里破四旧的那些红卫兵，与一些要支持红卫兵破四旧的村民们（他们自然也是出身贫下中农的后生们）一道，把康熙年间由阳曲县知县戴梦熊撰文的那尊大碑砸碎，再将碎石填入了一口枯井。

省政协的原国民党起义军官、民主人士，被太原市红卫兵纠察队和山西红卫兵团的官办红卫兵们揪出来先殴打，再拉到大卡车上，游街示众。

当时在太原市商业局办公室任干事的老干部徐忠诚先生回忆，他们局机关干部不足百名，被挂上牛鬼蛇神牌子驱逐出太原的就有１０多名。其中有个干部并无什么可揪的辫子，因名字叫效石，被红卫兵说成是要效忠蒋介石，并以此罪名，将其驱逐出省城。

当《山西日报》点了太原六中党支书记和校长的名后，六中红卫兵对校长马培云的迫害升级。一些自诩是红色血统的学生们，在校内绕足球场的一段跑道上铺上炉渣，将他们的校长押来，命其挽起裤子露出双膝，跪在炉渣上认罪，炉渣的尖角扎入马校长小腿和膝下，血迹斑斑，马校长疼得头上大汗淋漓。几天后，这位儒雅的校长，在家中一头扎进水缸，自溺而亡。

太原三中教导处干部张治中，历史上曾参加过国民党，在被官办红卫兵们当作牛鬼蛇神揪斗凌辱后，回到教导处，用两只筷子插入自个的两个鼻孔，再用力借桌面将筷子猛然顶入头部，七窍大出血而死。

太原一中校长郝春和，是一位儒雅的知识分子。抗日战争时期，阎锡山在晋西克难坡建立了第二战区司令部，郝春和出任了克难中学的校长。解放后以民主人士身份投入新中国的教育事业，被任命为太原一中校长。“文革”初红色恐怖中，他先是被起来造反的学生们揪斗凌辱，被群众专政。直到军宣队进驻学校，一直被关在学习班随时接受批斗。熬到１９７０年５月，老三届学生已经离校，１９６９年入学的初中生们复课闹革命，由校方组成新的官办红卫兵纠察队，继续揪斗凌辱老校长。１９７０年５月２０日中午，在被一群十五六岁的娃娃们揪斗，被勒令读校园内污蔑他的那些大字报后，年方５５岁的郝春和校长，从年轻时就立志教育救国的那颗心，面对如魔鬼附体般的孩子们，一定彻底崩溃了。他先自残，再跳楼，在忍受了五年的煎熬后，结束了自个的生命。

地处晋源镇的太原二中，占用着古太原县城的文庙。“文革”开始，大成殿前后左右的外墙上贴满了大字报，许多老师被揪到这里批斗。语文老师刘文秀的“罪名”最大，啥罪？他和“三家村”的吴晗有书信来往。刘文秀是位爱钻研的老师，曾给吴晗写信，探讨一个学术问题。昊晗有回信，很长，和他商榷了这个问题。刘文秀将这信给别人看过，红卫兵抄家，就抄出了这封信。吴晗的亲笔信，成了白纸黑字的“罪证”。几经批斗，刘文秀被斗得死去活来。终于，在一个晚上，他在单身宿舍外的一棵合欢树上，自缢而死。

当我记述下这些悲惨的场面时，我能感到，我的文字正浸在一片腥红的血泊中。此种惨状，当时不知有多少。这些自持是红五类的中学生们，还有一些自持是红五类的大学生们，他们在制造红色恐怖时，已将灵魂交给了魔鬼。

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不再赘述。还需要提及的是，红卫兵们批斗校领导和老师的同时，也在互相残杀。省作协驻会著名作家张石山在２００９年于台湾秀威资讯出版的《穿越：文坛行走三十年》一书中，就曾回忆过“文革”初期他在太原三中的一件往事：

“文革”之初，我就陷入了一件令人恐惧的“反标事件”中。运动初起，学生们响应号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我给一名教师写过一张大字报，题目呢，叫做《砸烂这条大疯狗》。草拟题目时，是在一张报纸上用钢笔涂写的。而最初的大字报，也都是用报纸抄录。但那时的报纸，几乎满篇都是毛主席的相片御影。我的那钢笔字迹恰恰就写在主席像的背面。大字报脱落在地，有位同学不让主席像任人践踏，端端正正剪了下来。说多巧有多巧，“砸烂这条大疯狗”几个字，可可整齐排列在主席像背面。这还不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反标？

班上，几位“自来红”同学，即刻上报中学党支部。党支部指导学校“文革”运动，还没有被“文革”运动砸烂；张石山象犯人似的，被递解到支部办公室提审。

当时，我向学校党支部写了情况说明。提供了在场证人。

不久，学校领导被打倒，反标事件不了了之。但事情一直没有正式结论，我的头上高悬万人斩一柄。红卫兵大串连，我因此受到了影响。同班同学，从准备出发的队伍中揪出了我。勒令带队的支左部队营教导员，当众宣布开除。

随着“文革”运动的发展，当一大批领导干部被打成走资派以后，他们的子女也由红五类变成了“狗崽子”。太原红卫兵纠察队和山西红卫兵团里的中学生们，很多人的身份便因这种改变，有的成了“保爹妈派”，有的成了“逍遥派”，有的加入了其他组织，这两个官办红卫兵组织也就解体了。

【１６８】十大召开前后文革派和走资派的官场邂逅（修订稿）

从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林彪坠死在蒙古畋的温都尔汗，到１９７３年８月２４日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那架三叉戟坠地后，引发的党内心灵地震和国民心灵地震，一直没有平息。

１９７１年１１月１４日，中共中央下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反革命政变纲领〈“５７１工程”纪要〉的通知》，该通知附有《“５７１工程”纪要》。

１９７２年５月２１日到６月２３日，中央在京召开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军兵种贡责人参加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会上下发并由周恩来总理宣讲了一份重要文件，即毛泽东主席于１９６６年７月８日在韶山滴水洞中写给江青的信。

本书不讨论这两份中央文件内容的真伪。本书只想说明，上面第一份文件，旨在证明林彪否定“文化大革命”和妄图谋害毛泽东的滔天罪行；而第二份文件，旨在说明毛泽东早在“文革”刚刚开始，就看穿了林彪的本性，真是英明、伟大、料事如神。高层在用这两个文件修复全党、全民心灵，重塑伟大领袖英明、伟大形象的同时，还有一项更重要的组织工作，九大上被写进党章的接班人林彪出事了，唯有赶紧召开十大，修改党章，才能从党章上把林彪取下来。另外，林彪空出的位子，必须有人补上。

但是，与１９６９年的九大相比，十大召开前后，在民间并没有引起更多的政治狂热。老百姓对“文革”的伟大意义和伟大胜利，早就伴随着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失去了关注，当对报纸上依旧鼓吹的这些伟大意义和伟大胜利心存怀疑又不能说出口时，更多的平民百姓们，关注的则是有关自身生活的那些文件了。

下面，是《太原市商业局革命委员会关于１９７２年春节凭证商品供应的通知》，这样的文件，常被商店抄成大字报贴出，任围观的老百姓抄录。

太原市商业局革命委员会

关于１９７２年春节凭证商品供应的通知

各有关公司和经营单位：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当前国内外形势很好，我市商业战线形势也越来越好，目前七二年春节即将来临，遵照毛主席“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为使广大工农兵群众欢度节日，根据现有货源，经研究，对七二年春节凭证供应商品安排如下：

一：凭证商品：

１；猪肉。凭居民付（应为副。原件如此，下同）食证５２号供一斤。５３号半斤。（回民供应同等羊肉）如购熟制品，一斤号可买二斤，半斤号可买一斤。

２：羊肉。凭居民付食证５４号可买半斤。

３：食糖。凭居民付食证５５号供应半斤；不论红、白糖和冰糖，有什（应为啥。原件如此。）供什。

４：粉条。凭居民付食证５６号供应一斤。

５：豆腐。凭居民付食证５７号供应一斤。

６：肥皂。凭居民付食证５８号供应一块。

７：洗衣粉。凭居民付食证５９号供应一袋。

二：凭本（按：指政府发给每户人家的购物本）登记和限量供应

１：鱼。７２年元旦公布供应的，凡未购者继续凭本登记供应。

２：奶粉。凡一岁以下小儿，凭户口和购物本登记供应一斤，购物时应认真登记。

３：花椒、大料、海米、虾皮等分包出售。花椒两角分一包，大料一角分一包，海米、紫菜、虾皮包成一、二、三角小包出售，每人次供一包。

三：以上各项商品供应，时间从二月一日开始。希各经营单位广大职工同志，要认真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全心全意为广大工农兵服务，严格执行各项手续制度，应分包的分包，要登记必须登记，不得采取自由主义，更不得违法乱纪，以利做好市场供应。

１９７２年１月２８日（章）

物质生活如此，精神生活呢？

省城太原的女人们，开始编网兜、编彩色塑料花门帘，男人们则开始想方设法弄点五合板、纤维板，琢磨着打个立柜、做套简易沙发，让家里变得稍稍舒适一点。省城太原，也出现了自打“文革”开始后，从未有过的文化活动。先由南郊区发端，成立了南郊区剧团，接着，北郊区也积极网罗散落在各地的艺人，成立了北郊区剧团。虽然只是排演样板戏和一些概念化、口号化的歌舞，但下乡演出后，给老百姓自我总结的那种“白天地头，晚上炕头，除了斗（指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就是×（指夫妻性事）”的平淡生活，总算带来了一点点文艺色彩。文艺为政治服务，是毛泽东为文艺家们制定的不可逾越的金科玉律。最高领袖需要粉饰“文革”的一片“大好形势”，被喻为“文化革命旗手”的江青，要推广她的样板戏和“三突出” （即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的文艺创作经验。“文革”初打倒刘、邓，要文艺先行，如今狠批林彪，也要文艺先行。太原市在１９７３年的４月，于侯家巷招待所召开了“文革”中的文艺创作会，虽然学习的重点是样板戏的创作经验，是江青的那套文艺创作三突出的歪理，但还是让６０余名到会的年轻人，感觉到了可以创作的冲动。然而，极左的文艺观念和理论，依旧是创作的政治标准，以参加这次会议的省城６０余名年轻人而论，在接受这种观念和理论灌输后，他们创作的禁锢和束缚更加强化。当文学的新时期到来后，重新起跑的艰难，便可想而知了。

为召开十大做准备，毛泽东在解放了一批被他打倒的老干部的同时，又一手将上海市的造反派领导王洪文提到了身边，让他替补了林彪空出的接班人位置。１９７３年８月２４日到２８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８月３０日，在十届一中全会上，选出了党中央的领导班子。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政治局委员是毛泽东、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姚文元、康生、董必武。政治局常委是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毛泽东要重用“文革”之初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司令，让王洪文成了党中央第三把手。到了１９７４年的年底，毛泽东又将十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的邓小平，补进了政治局委员。十大以后的中央，进入政坛的文革派和重新掌权的走资派，就这样再次邂逅了。各省都出现了这种情况，只是，这两种政治势力的日后走向，由于不同的政治环境，各省并不相同。

在山西，十大上进了政治局的陈永贵，已高高地位于谢振华之上了。

由山西而至全国农村，学不学大寨，成了基层干部革命不革命的政治态度，成了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的标准。与红联站的段立生，红总站的黄锐庵一样，初做了太原市北郊区的副七品之后，刘灏也十分努力地工作。他不贪，不占，不好色，也不弄权。北郊区当时是太原市的一个农业区县，在全国，“农业学大寨”的运动正搞得轰轰烈烈。对陈永贵有看法有意见的刘灏，相信“农业学大寨”是毛主席要搞的，无论他去基层蹲点，还是在自个分管的战线上抓工作，毫不含糊地把“农业学大寨”作为重点来督促大家，考核大家。１９７５年初春，当区委决定带着全区公社（即后来的乡镇一级政权）一级的主要领导去大寨学习取经时，他热情高涨地一道前往，虔诚地随着区委一班人，认真地琢磨如何将大寨的经验，在太原市北郊区进一步推广。

父母身为军队干部，刘灏有着良好的家庭背景和家庭教育。他的母亲从北京来太原看望儿子，给刘灏带来了父亲的嘱咐和母亲的关爱。他们希望儿子好好工作，既然作了基层领导，就坚决不能搞特权，不能脱离群众，不能再有派性，要按毛主席的教导，一步一步往前走。这一点刘灏也确实做到了。作为区委领导，刘灏当时一个月挣３６块５毛钱。不但在常委班子里最低，就是与机关普通干部相比，也是在最低的档次上。常委会上有人提议给他点补贴，从区委书记到区革委主任和全体常委，一致表示应该。可刘灏发言了，坚决不要这份“特殊”。刘灏的妻子是他五中时的同学，人称才女，能写会画，在五中的墙报上画毛主席像，那是全校有了名的。刘灏将妻子从城里调到北郊安了家，他一个副书记，按说对自个的妻子适当安排一下并不过份。组织部长就对刘灏说过，机关的部门任他为妻子挑选。可刘灏却将妻子安排在区委印刷厂做了排字工，他对组织部长说自己的妻子是工人，绝不能违规安排。

北郊区不是真空地带，也有曾经参加过兵团一派的干部，希望和他套套派性关系。但是，在对这些干部的使用上，他从不在常委会上与集体的决议唱反调。而有时候，当一些受难的老干部的子女找到他时，他却愿意伸出援手相助，甚至到了独断专行的地步。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３日含冤而死，是“文革”开始后中央机关的第一批受难者。田家英（原名曾正昌）的女儿曾自，被打发到吉林省最北端一个叫莫莫格的蒙、汉两族共居的村落插队，曾志的母亲董边原籍山西忻州，其时也被打成反革命专政。曾志通过在太原北郊区工作的朋友郭诚文，想转到条件好一些的太原北郊区。郭诚文去找分管知青的区委副书记刘灏，请示能不能开个绿灯。刘灏一口答应。有常委听说了此事，给刘灏吹风，说给这种人物的子女办事，风险太大。刘灏当即回答说：“我老子也当过走资派被批斗过，老干部的子女难道就该受制？”田家英的姑娘由吉林边疆转到了太原北郊区西岗村，后来，刘灏又把她分配到迎新街工商银行工作。这类事情，还可举出许多。刘灏“文革”初期造过省委卫、王、王的反，也保过一批老干部。他是军队老干部的后代，对田家英这样的受难者从骨子里充满同情。

刘灏当初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没有想到会做了官。现在他成了基层一名党的领导，认定只要不怀私心干好工作，大的方向上继续紧跟伟大领袖，在山西的具体问题上，紧跟毛主席派来的谢振华将军，自个还会一步一步地进步的。他认定区区太原市北郊区，不过是他政治生命中的又一道起跑线。这种想法，到太原清徐县做官的段立生有，到太原北城区做官的黄锐庵也有。也正是这种想法，让他们留在了山西的官场上，最终，不得不去承受他们难以承受的历史责任。

异香溢画坛

很想为年轻画家李昊阳写篇文章，但写下这个题目，便感到题意不准。甭说全国画坛了，仅就省城画坛，李昊阳並不有名。准确地说，这位年轻人尚未冲出他的画室，登上画坛，他只是默默地画，画他那些意识派的作品。灵感骤至时，则进入创作状态，其时，灵感就全赋于手中的画笔，调动起线条、色彩，或者说，线条和色彩便成为灵魂的奴仆，任由感觉驱使，变成种种幻影和意象，成就了他的作品。观赏这些作品，你可能不知所云，却能被这些作品冲击出视觉震撼。那是一种线条和色彩造就的多维空间，一种让观赏者生出丰富联想的神奇构图，你的思绪，似乎也在接受一种被其线条和色彩解构而重组的过程。

其实，人们在生活的审美中，是常有这种审美体验的。山涧的流水声，它们在诉说什么？林中的鸟鸣声，它们在倾吐什么？我们不知，而它们引起我们的共鸣，源于我们领会到流水中生然的造化，百鸟中生命的歌唱。艺术的力量，驱使着创造者，同时感悟着欣赏者，便形成了审美的互动。

李昊阳有着不错的素描功底，也曾在传统的人物画上留下过学艺的屐痕。他希图突破，希图灵感之神的恩赐和降临。他不断读书，佛学之书、儒教之典、道家之义，半懂不懂地往里钻。终于，他获得一种开悟。在一次长长的梦境过后，一种要画出梦境的冲动，竟令他身不由己地伏在画案上。尚未消失的梦境，化作线条和色块，尽兴了，梦中的思绪和幻觉，移到了画面上。这是一幅痛快淋漓的处女作，连他自己，也不知一种真实的潜意识，竟画出了如此神秘而滿意的作品。

我是相信灵感和天才的。毕加索的画，來自他的灵感和天才。卡夫卡的小说，來自他的灵感和天才。中西文化不同，但绘画都讲究写实，小说也都讲究写实。但同时，中外艺术家们，也不乏在绘画时追求写意，在小说中寻求魔幻。上世纪八十年代，文革的禁锢和封闭刚刚打开，国人的艺术创造力就得以喷发。《山西文学》当时刊发了一篇意识流小说，题为《那是个幽幽的湖》。具体是何年何月？几期？忘了，但作者吕新，后來却成了文坛上一位大家。这篇一改传统味道的小说，如一首长长的朦胧诗，尽显一种幻觉般的神秘，而这种小说风格，始终贯穿在吕新日后的创作中！文学如此，怪异的变形和描绘，只要具有独到的美感和创造的爆发力，闪烁出独到的审美原素，给观赏者共嗚，这样的美术作品，何尝不是也应该受到肯定呢？

凡立志搞艺术者，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格，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灵感和天才，是每个人灵魂中的一对孪生子，是人类的一种潜质，但它们在人们的各种创造中，却相逢不易，让灵魂开悟更难。一旦相逢、开悟，则是生命之大幸，艺术家之大幸。李昊阳尚年轻，这种相逢和开悟仅仅刚刚开始。不停步，朝前走，未來异香飘出其画室，香溢画坛，总归不会是梦想的。

(2015年11月19号，观赏李昊阳画室后归來闲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