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材料
——百人百姓之老鲍
老鲍那几天总觉得神志恍惚，虽然该吃就吃，该睡就睡，但学校乱了，他不知道下一步如何工作。班上的学生们，突然就几乎没人来找他了。身为大一的班主任，他对这种失职很无奈。他与妻两地分居，他的宿舍，与学生宿舍在同一楼内。没有工作可做，他很孤独，唯一可做的，就是到校园里看大字报。校园里大字报很多，他担任班主任的这个班，又有几个学生贴出了大字报，质问他，是不是给同学们划线分类列了黑名单？他不敢找这几个同学解释，回到屋里，时不时就想瞅几眼书架上那个档案袋。
老鲍出身农家，父母都是老实巴脚的庄稼人。他当年考上大学，让父母在村里赚足了脸面。五年大学，靠每月最高助学金，几乎没用家里一分钱。反右派那年，老鲍表现特好，入了党，还当上了系里学生会的干部。１９６１年毕业，留校后，就做了６１届一个班的班主任，五年辛苦，１９６５年夏天，送走了这届毕业生，老鲍很想在系里改做助教，研究点学问。但系领导决定，让他继续再给６５届的新生做班主任。再干五年，老鲍就过而立之年了，他不想干，但党让干啥就干啥，要做革命的镙丝钉，他只好继续上任，做起了６５届这个新班的班主任。
那天晚上，老鲍刚写罢日记，就听楼道里脚步声乱响。有人敲他的屋门，响声很大。他急忙开门，一群学生挤了进来，站满一屋子。有人领头，让他交出黑材料。众人也七嘴八舌，把他围在屋子中央。他明白了，他们是问他，有没有整了同学们的黑材料。他不知该说什么。他看过学生们斗校长和斗牛鬼蛇神们时的场景。他突然觉得很害怕。他不开口，围着他的同学们更火了，有人就按他的脑袋，让他低头认罪。其他人就在他那张床上，小写字台上、还有那个书架子上乱翻腾，分明是抄家了。他听见有人叫喊，找到了，找到了。果然，他放在书架上的那个档案袋，被几个同学打开了。他知道，秘密就在里面，同学们要找的黑材料，就在里面。
是对全班同学的一份思想政治分析。全是按省委文件精神，和校党委和系党总支的具体安排，写成的一份材料。全班５０名同学，他逐一做了问题记述和政治分析。谁写过什么大字报，谁在学习会上有过什么发言，全有记述。至于政治分析，分四类排队。第一类是左，第二类是中，第三类是右，第四类是极右。全班５０名同学，一类二类共２６名，三类四类共２４名。当时，老鲍是加了三个夜班，才把这材料写好的。按党委要求，本想交到系党总支，但校党委书记刚被揪出批斗，系党总支书记，也被学生们批斗了，他既不敢去找系里的总支书记交材料，也不敢销毁写好的这份材料。屋子里，有同学开始念这个名单，一一念完了，屋子里的学生，有的默不作声，那是排在一二类的学生。有的大喊大叫，愤怒至极，那是排在三四类的学生。他听见有人提出，现在就游斗他。有人提反对意见，说先把黑材料公布了再说。后来众人意见不统一，就散了，留下老鲍一个人，呆呆地站着，然后，跌坐在自个那张单人床上。
那阵子，这种事儿，在各系、各班，几乎都在上演着。这所大学当时设一处分校，２１３名学生，被划入右派和极右派的，竟有１０８名学生。
在《虔诚与疯狂》一书第十一章第五节《分解一下正在固化的历史》中，我有如下记述：
从１９６６年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下发，到同年１０月１６日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作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报告，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决定在全国批判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段时间不长，往往容易被一些“文革”的回忆者和研究者们忽视。这期间，虽然在北京的高层，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已经发生了如何领导运动的分岐，但在北京、各省和广大基层，“文革”却是在刘少奇的指导思想下进展着。这种指导运动的思想，其实也是中央在１９５７年反右斗争中，由毛泽东主持、由刘少奇和邓小平具体部署的思路。……高等院校的党委和中学的党总支、党支部给学生分类排队，已经将一些向校党委提意见和贴大字报的学生们，内定成了运动后期要处理的右派。
老鲍出身好，不属牛鬼蛇神，只是个班主任，也够不上反动权威，同学们后来没有再斗他。那份材料公布了之后，老鲍的亲笔原件，被那些划成右派和极右派的学生们当众烧毁了。
“文革”结束后，老鲍如愿上了讲台，退休那年，评上了副教授。时光如流水，这个班的同学也都退休了。大家搞了一次同学会，两派的同学都来了，也请了他们当年的班主任，但不知为啥，老鲍没有来。聚会时，提起“文革”，说着说着，就扯到了惨死的刘少奇。突然，有人说：“毛泽东的‘文革’是大悲剧，可如果刘少奇的‘文革’成功，难道就不是大悲剧？想想吧，我们今天在座的，有多少人当年已被划成右派，大家心里有数。”
往事历历，众人一片唏嘘。
